“从发现‘青春之泉’可能有问题开始，我就让人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能的突破口。”沈惊澜平静地说，“我只是没想到，突破口会在乌克兰。”
计划迅速制定。沈惊澜的乌克兰团队负责接触一期试验参与者，了解真实情况；文教授联合国内外学者准备学术质询信；林晚星和陈婉清则继续推动“国际科技伦理监督联盟”的筹备，争取在舆论场上形成合力。
三天后，乌克兰团队传回了第一份报告。
报告里附有五名试验参与者的采访记录（匿名处理）。他们的描述令人揪心：
一位六十二岁的退休教师说，签署同意书时，医生只强调“可能让你更年轻、更健康”，没有详细解释可能的副作用。她在接受注射后连续两周头痛、失眠，向诊所反映后只得到了“正常反应，多休息”的回复。
一位五十八岁的糖尿病患者的状况更糟。他在试验期间血糖控制恶化，但试验医生告诉他“这是身体调整的正常过程”。直到他因高血糖昏迷送医，才被正式退出试验。
“最让我愤怒的是，”报告最后总结，“这些参与者大多经济困难，签署同意书时得到了一笔‘参与补贴’，金额相当于他们三个月的养老金。这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诱导，严重影响了他们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
林晚星读完报告，愤怒得手指发抖。她想起了母亲林秀婉曾经调查过的一起类似事件——跨国药厂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合伦理的药物试验。二十多年过去了，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只是换上了更光鲜的科技外衣。
“这些资料足够提出正式投诉了。”陈婉清说，“向欧洲药品管理局、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乌克兰的卫生监管部门。”
“不够。”沈惊澜摇头，“投诉会进入漫长的官僚程序。而周慕云正在加速推进。”
他调出最新的情报：“维斯塔公司已经聘请了顶级游说团队，在布鲁塞尔和日内瓦活动。目标是年底前获得EMA（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有条件批准，明年在美国FDA启动快速审批程序。”
“那就双管齐下。”林晚星做出决定，“一方面，用乌克兰的案例提出投诉，拖慢审批进程；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学术层面发起更直接的挑战。”
她看向文教授：“教授，如果我们能组织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对‘青春之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同时争取让伯格博士以匿名方式提供内部信息……”
“那会是颗重磅炸弹。”文教授眼睛发亮，“但伯格博士愿意冒险吗？”
“我去和他谈。”林晚星说。
和伯格博士的第二次会面安排得更隐蔽——在京郊一家私人会所的茶室。这次只有林晚星和伯格两人，沈惊澜在外围安排安保。
伯格听完林晚星的计划，沉默了很久。茶室里只有煮水的咕嘟声和窗外隐约的鸟鸣。
“如果我匿名提供信息，你们能保证我的身份绝对不泄露吗？”他终于问。
“我们使用最严格的加密渠道，信息经过多重处理，确保无法溯源。”林晚星承诺，“而且，我们不会直接使用您提供的文件，而是以‘匿名内部人士透露’的方式，引导其他学者提出关键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