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时是负伤了，那是红军不要你呢，还是您不要当红军？”我不好意思地问。
“你娃子，不懂那时候的事嘛！红军搞肃反，杀了那么多的自己人，也少有红军战士逃跑的，我怎么会不要当红军呢！只不过红军到处打仗带不了伤兵，我才离开部队。”
是这样啊！可以想象的出：当年红军一直处在流动状态，负伤的战士行走不便，只好安置在老百姓家里，伤愈后那些外地来的红军很多留在当地，也有流浪到他乡的。而这个老人因是贵州人，带着伤回到家乡。
回去后，我查了下欧百川，这个贺龙部的师长，解放后曾任贵州省的高官，看样党是记得他的功劳的。
后来，我又问：“你怎么参加国民党军的呢？”迫切地想知道他怎么能参加对手的军队。
“抗战了，日本鬼子都占了大半个中国，我这个当过红军的人能不爱国么？再说了小日本从缅甸打到了保山、腾冲，再不坚决抵抗，中国的抗日后方，也会被鬼子占领，洗白老，哪个有谁干子哈！”老人的贵州话说得很干脆。
“那时红军不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了吗？怎么拉改行，我当国军打日本就不行呢？我始终想不明白。文革时批斗我，我把胳膊给拉们看：这不是红军炸的，也不是国民党炸的，是日本鬼子炸的！为什么炸我，因为我抗日，打鬼子！怎么成了罪过了呢？！我不服！”老人鲠鲠于怀的劲头至今我记忆犹新！
老人当年当红军，受地方恶势力的迫害，没有成家后来抗日残废了，也没能成家，但在黔军中还有口饭吃。解放后没有人管了，一直孤苦伶仃地生活，现在已到风烛残年的时候，可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有脾气地面对自己的一生，仍没有一丝后悔，老人军人的架势一点也不落。
我怀着深切的同情，带他去民政局询问，像他这样的离散老红军，政府能给他些帮助吗。接待我们的干部问我和老人是什么关系，我对他说：“我是个西安的大学生，在街上看见老人讨饭，他那么大的岁数，身体还残疾了，问了问他的情况。听他说自己参加过南昌起义，还在贺龙的红军中打过两年仗，是负伤才被红军留在贵州的。”我说：“我是大学生士兵退伍的，退伍时部队对我有照顾，对于他们这些老兵，也觉得国家该有优待政策的，很想让他享受上。”
那个干部说：“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政策，如果老人说的是真的，理应得到照养。可是怎么认定这样的情况呢？大几十年过去，他的历史怎么得到确认呢？”
感觉那个干部也很为难似的，理解他的话就是：老人是回乡红军，该照顾。可谁也无法认定，在制度上他也没办法。
我失望地离开民政局，看到老人模样，他已经很麻木了……
出于一个因病离队的前士兵，心怀的那份袍泽之情，让我对这个老人寄予无限的同情，可我的同情有啥用呢？
要回西安了，又不能带老人回去啊，让我矛盾极了。我只好把老人带到丁叔丁婶那里，托他们照顾老人一下。
“叔啊，婶啊，这位老人家，是老红军，打过日本鬼子，伤残了，现在孤苦一人，我现在没法照顾他，想给你们添麻烦，帮我一个忙，给老人一口饭吃。”
丁叔丁婶对我的托付是不会拒绝的，问清老人住在哪里，要是不远就到家里吃饭，反正就是多做出一口的事。
我向老人介绍，这是我牺牲战友的父母，都是好人，您别客气，就到他们家吃口热饭，别再去要饭了。
烧了热水，在厕所我给老人擦了身子，让他清洁清洁，还给他买了新衣服换上。我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可老人感动啊，还要给我磕头。那哪能行啊，我扶住老人，对他说：“您老可别这样，这不是羞煞我么。”
待老人情绪平稳下来，我为他号了脉，给他扎了针灸和做了按摩，调理他的身体。可调理这一次也起不了多大用啊！
为老人做了这些，我心里才舒服了些，临和老人分手时，因时间来不及了，只把身上有的500块钱全给他了，我想想觉得挺惭愧的，这时我有能力，却没有给他最大的帮助。
开学后，我对小倩讲了老人的情况，想让她问问父亲，这样的老人该怎样救助。可救助什么的，已经晚了，那位老人当年就默默去世了，丁叔丁婶也没能照顾他多少时间。
丁叔知道我重情，帮助料理的老人后事，丁小妹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了我。读了信后，我燃起蜡烛，遥望南天，默默为那位老兵祈祷，愿老人能和那些九泉之下的战友会合一起，无论红军、国军，总是有个照应，比凄惨无助地活在这个世上，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想：老兵，你为了人民解放，为了民族救亡，已经献出了一切，我们都受到过你的恩泽，你的历史功绩总会有一天被国家承认！
有个美国将军说过：“lsliersneerieheyjusfaeaay”老人的凋零，就是老兵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