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五一”，廖晓东在那盘土炕上生下了第一个儿子；1972年，她看着村里娃没学上，主动跟大队申请，在废弃的牛棚里办起了小学，自己当老师，白天教娃们认字、算数，下午带着他们去地里拔草、捡麦穗，说“要边学边劳动”；1973年，第二个女儿也出生了。
可繁重的农活、家里的操劳、时不时的打骂，慢慢拖垮了她的身子。她开始咳嗽、发烧，却总说“没事，扛扛就过去了”，硬是在冰冷的土炕上撑了一天又一天，直到连起身的力气都没了。
村民们慌了，七手八脚把她抬上独轮车，往十几里外的乡医院送。就在那间挤满药味的小病房里，27岁的廖晓东永远闭上了眼睛——她走的时候，4岁的儿子还在哭着要妈妈，6个月的女儿还在襁褓里嗷嗷待哺，而卢兆东，又成了光棍。
诸城市委为她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员；1974年12月，共青团山东省委还发了号召，叫全省青年“向廖晓东同志学习，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个27岁的姑娘，用六年青春、一条性命，给她的理想画了个悲壮的句号。
也正是循着廖晓东的足迹，姜山固初中毕业那年，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下乡。他跟当年的廖晓东一样，跟公社干部说“要去最穷的地方”，最后被分到了大山俪大队——那地方是真穷，放眼望去，满山都是石头，全村只有一户人家用黑砖砌了墙基，剩下的全是土坯稻草房，风一吹就晃，有的墙都歪了，下雨天还漏雨。
来接他的社员赶了辆牛车，说“小姜同志，上车吧，山路远”。可姜山固看着牛车上的木栏，又摸了摸自己肩上装着书本和行李的麻袋，摇了摇头：“不用麻烦，我跟在后面走就行，还能锻炼锻炼。”就这么着，他扛着几十斤重的麻袋，跟在吱呀作响的牛车后面，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走了三十多里，鞋底磨破了，肩膀压红了，硬是没喊一声累——他心里憋着股劲，要像廖晓东一样，在这儿扎下根。
可真到了村里，姜山固才发现，光有劲头不行，生活里的每一件事都得从头学。就说睡土炕、烧火做饭吧，看着简单，里面全是门道。
烧火得用麦草或秸秆，点火时必须得用鼓风机：一来能把炉膛里的浓烟压下去，不然能呛得人眼泪鼻涕一起流，咳嗽半天缓不过来；二来得提前把烟囱通好，要是通风不好，屋里积了青烟，容易一氧化碳中毒，睡一觉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疼得像要炸。
姜山固第一次烧火，没开鼓风机，烟顺着灶门冒出来，把他呛得跑出屋，蹲在门口咳了半天，眼泪都流出来了，还是隔壁的大娘过来教他 “先开风机再塞草”，他才慢慢学会。
喝水也得自己来。山区没自来水，全靠村里几口深井。离知青点最近的那口井，有七八米深，建在路边的小崖头旁，旁边就是条水流湍急的小河，站在井边能听见“哗哗”的水声。
姜山固刚开始用软扁担挑水，可软扁担压在肩上，他不知道怎么发力，只能翘着脚走，前后两桶水足有四五十斤，走两步就晃，水洒得满地都是，肩膀还被勒得生疼。后来他换了硬扁担，虽然硌得肩胛骨疼，但在肩上垫块厚毛巾，反而稳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