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娘子从扬州定了个铜镜，心心念念地等着它快点送来，结果到了长安一看，摔碎了一个角，那个镜子顿时变得不好看了，谴责力夫暴力运输是没有用处的，找他们陪也不可能，他们是卖苦力的，一个镜子那么贵他们根本赔不起，再说码头上那么多力夫你知道是谁的责任？普通货物只要是能抛得动的一直都是采取这种空中扔来扔去的分货方式，有些人做生意缺德，力夫要是知道那是谁家的货还会特意踩两脚，把里面的东西给踩碎，货品烂了，找谁来赔偿？漕帮的人官府都惹不起，粮食都是从江南运上来的，他们要是一罢工东西两京的粮食就没了，这个哑巴亏只能自己认，王元宝被强盗抢了都差点上吊，做生意是有风险的，物流就是一个江湖，如果不是来一次中国能挣大钱，胡商也不会走一两年，冒那么大的风险来中国。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外面的男人可不是自家男人，可以颐指气使，那些没教养的人信奉好婆姨是打出来的，很多是退伍军人出身，跟他们打交道一次就知道，有些牙尖嘴利的小娘们一到那些莽汉面前话都不敢说。
如果卖淫不合法了，那么漕帮就会取代进士团成为天下第一大帮派，而且即便是进士团也主要是在城市里活动，在野外依旧是漕帮和山河会的地盘。那些人没什么文化，跟他之乎者也他们就跟鸭子听雷一样，转头就当你在放屁走了，可是他们的眼睛很亮，闯荡江湖多了，吃亏上当多了就会成为“社会太学”的优等生，江湖问路不问心，江湖险恶，人心难测。既然走了江湖路就要懂得江湖规则，按江湖规则办事，码头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码头文化充斥“江湖气”，以小部分人的利益为依归，以圈子内的人为友，其忠诚信义只施加于圈子内的人，不把你当自己人的时候什么都都讲钱，把你当朋友了可以为朋友做担风险的买卖，朝廷的人是很排斥码头文化的，因为百姓通过拜堂口的方式组成了小团体，甚至还出现过要找朝廷涨力钱的事，这是有损“大局的”，一个月俸五六万的转运使找月俸一两贯的力夫聊大局、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政商勾结的时候怎么不把他们这些力夫当人民，讲人民的利益呢？
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就会跟被杨务廉抓去服徭役修三门峡的民夫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识，自己死了还要连累家人，从船上下货要过木桥，如果一个不小心，没掌握好平衡就会掉到水里，大一点的楼船有两三层那么高，人摔下去了就算会凫水也很凶险，万一被激流卷走就很难救回来了，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实在没有办法，谁会去码头上干活。
魏晋时期的那些官员施政看起来都很有道理，能解决时下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他们的政策执行不下去呢？老百姓在北边吼：“五胡乱中原啦，夭寿啦！蛮夷打进来啦，救命啊！”这群士族却在谈玄谈人生谈养生谈信佛，寒门子弟想往上爬，门阀却垄断了上层，门阀在享受特权和奢侈生活的同时网罗人才，要求寒门子弟跟狗一样向自己效忠才给肉汤吃，龙亢桓氏原本是教书先生，后来也放下戒尺从戎去了，桓家的桓温在东晋位极人臣，差一点就篡夺掉司马家的皇位，桓温的儿子桓玄最终完成了篡位工作，完成家族复仇。世人送了魏晋时期的臣子们清谈误国四个字，那些读书人距离这到处尔虞我诈的繁杂社会太远了，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不适应开口贼你妈、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民间，跟一个老粗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听得懂你说的是，可是这句话他完全理解不了。
反观这句话说给倭国或者新罗的遣唐使听，他们能噼里啪啦用半生不熟的讲出一堆汉人自己都没听过的典故来，因为遣唐使都是精英，他们和士人是一个阶级的，即便他们说汉文说得不怎么标准，跟他们沟通起来也没跟码头力夫沟通起来那么费劲。
说话是一门艺术，最难说的语言就是，经过敦煌王和来瑱的一番劝说和讨论，把淘汰的老御马卖给商人的事就定下来了，不过对外宣称不能是卖，而是赐，王元宝是因为德行好、有口皆碑多年如一日从事慈善而被表彰，照着周礼的规格，士人可以一匹马拉车，王元宝不能乘车，他只能骑马，他还是要矮士人一个阶级，不过这个规矩在大家都在骑马，没人坐车的李唐就没所谓了。
“在赐他马之前要调查清楚，他有没有打着慈善幌子做的劣迹，还有，把京中富豪都集中起来，让他们再自己推举出几个人选，此事由你负责。”李林甫指着刚才那个搭话的文官道“详细细节你们自己取讨论，好了，全部都出去，让下一批人进来。”
“唯。”王守善、来瑱、李承寀和那个文官躬身行礼，然后退出了那间李林甫给自己选婿的花厅，留下牛仙客和李林甫继续讨论。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等几人来到屋外，王守善朝着那个七品文官拱手。
“卑职监察御史王鉷，见过王驸马。”王鉷彬彬有礼地说道“我们在华清宫见过，你不记得卑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