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亚当：
在今后的许多年中，你将听到许多关于我突然离开
军团的种种解释，有些解释十分滑稽可笑，有一些却纯
属恶意中伤。我一直认为，最好是对所有有关的人严守
自己的秘密。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有义务给你一个比较
圆满的解释，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此。
像你所知道的那样，我辞职之前最后一次的驻防地
是纽伦堡，时间是从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一九四六年十月。
在战场上经历了四年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浴血奋战之后，
我得到了代表英国方面负责看守在押纳粹高级战犯的任
务。尽管看守工作由美国人全面负责，但我还是逐渐地
同这些被俘的军官们混熟了。经过一年左右的接触，我
甚至变得能够容忍他们中的某些人了，尤其是海斯、邓
尼茨和斯庇尔。我时常想，如果彼此交换一下位置的话，
不知道德国人会如何对待我们。在当时，这种想法是不
为人们所接受的。在那些从来不会动脑筋思考问题的人
们的嘴上，整天都挂着“博爱”一词。
在我每日接触到的纳粹高级战犯中，还包括第三帝
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但是，和我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军
官不同，我第一次见到此人就对他产生了一种厌恶感。
他寡廉鲜耻，妄自尊大，令人难以忍受。特别令人气愤
的是，他对自己在战争中所起的野蛮作用丝毫不感到愧
悔。他的一言一行只能加深我对他的憎恶。事实上，有
时候我也感到纳闷，在几次与他接触中，我为什么没有
揍他一顿呢？
在按计划他应被处死的前夜，他要求与我单独会面。
那天是个星期一，那次见面的一切细节如今依然清晰地
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我是从
俄国上校弗拉基米尔考斯基那儿接班后接到他的这一
请求的，事实上，是考斯基亲手将已经写好的请求交到
我手中的。查岗完毕，并看完当天的值日报告后，我马
上和值班长一同来到了第三帝国元帅戈林的单人囚室。
每次看到囚室里那稀疏的灰色砖墙缝隙，我总有一种不
寒而栗的感觉。
“是您要求见我吗？”我问他。我一直无法强迫自
己直呼其名或称呼他的军衔。
“是的，”他答道，“上校，承蒙您惠顾，十分感
谢。我仅希望提出一个死刑犯人的最后一次请求，值班
长可以离开我们吗？”
我想这或许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于是就让值班长到
门外等候。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想不通，对一个只能再
活几小时的死囚来说，究竟还能有什么事需要如此保密。
当门关上之后，戈林再次向我敬了个礼，接着，他把如
今已归你所有的那只信封递到了我的手中。当我接过它
时，他仅仅说了一句话：“请发发慈悲，不要在明天行
刑之前打开它。”他接着又补充道：“我仅希望它能为
您日后将受到的埋怨做出些补偿。”当时，我想不出他
暗示的是什么。许多犯人都在行将被处死之前把他们的
秘密托负给我，而这些人中，有些最后无疑都已到了发
疯的边缘。
读到这里，亚当停了下来，思忖着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将会采取的作法。尔后，他决定接着读下去，看看父亲和儿子所选择的作法是否会不谋而合。
但是，当我离开囚室时，戈林最后说出的话显然不
是一个疯子的语言。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请相信这是
幅杰作，不要低估它的价值。”尔后，他点着了一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