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像个在水下游泳的运动员急于出水换气一样,挣扎着从梦乡钻出来。我坐起来眨眼睛,喘口气。电话铃还在响着,真弄不清这刺耳的叮声是怎样发出来的。后来我拿起耳机,回话。
是昌斯。“我刚看到报纸,”他说,“你认为怎样?是杀金的同一个人吗?”
“稍等一会儿,”我说。
“你在睡觉?”
“我现在已醒了。”
“那你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又出了一起凶杀案,这次是在昆斯区,有个变性妓女被砍成了肉条。”
“我知道。”
“你刚刚醒来,怎么会知道?”
“昨夜我在现场。”
“在昆斯区吗?那么远!”
听上去他很吃惊。“就在昆斯林荫大道上。”我告诉他,“与两个警察在一起。是同一个凶手。”
“你能肯定吗?”
“我在那儿时警方还没有做出科学鉴定。但是不错,我能肯定。”
他在思考。“那么,金纯粹是死于非命了。”他说,“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
“可能,”
“只是可能?”
我从床头柜上取下手表。快中午了。“有些情况不大吻合,”我说,“至少我是那么看。一个警察昨晚对我说,我的问题是太顽固不化。我只处理一个案子,抓住不愿放手。”
“嗯?”
“他可能是对的,但有些事对不上。不知金的戒指跑哪儿去了?”
“什么戒指?”
“她有一枚镶有绿宝石的戒指。”
“戒指,”他说着又想一想,“金有那样一枚戒指吗?我想是有的。”
“它跑哪儿去了呢。”
“没在她首饰盒里吗?”
“那里只有一枚上学时的戒指。是她在老家上高中时戴的。”
“啊,对了。我想起了你说的那个戒指。
上面有颗很大的绿宝石。是个生日宝石戒指,那一类的。”
“她从哪儿得来的?”
“装在一个非常高级的盒子里,极像。我想她说过那是她自已买的。伙计,那还是一件假货。不过是一块绿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