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是老头还是小伙子,是机智还是直率,结过婚还是单身?他是在校学生,还是带饭上班的工人?”
“他可能给过她礼物。”
“这也缩小点范围。”
“是的。”
“那好吧。”他说,“我们只能试。”
当然,我也只能这么试。我现在已回到旅馆,见到一个口信小条。上面写着:给森妮打电话。还有一个号码,是我先前用过的。我在门厅电话间里给她打电话,无人接,难道她那里没安电话?她们几个姑娘儿不都有电话吗?
我回到屋里,但坐不住。我不感到疲劳,午睡已经消除了我的困意,开戒酒会时又喝了那么多咖啡,使我很不安宁和兴奋,便查看起我的笔记本,重读唐娜的诗,猛然间意识到我好像是在找一个别人已经知道的答案。
我做警察时经常有这种情况。调查问题的最简便方法是询问知情人。困难的是如何确定掌握答案的知情人是谁。
森妮?有可能。但是森妮的电话接不通。我通过旅馆总机再试一次。
还是无人回答。我也不大想直接去找她,喝着姜汁饮料再与一个花娘泡上一个小时。
金和她我尚不知面目的男友都做些什么?难道他们一直反锁在屋子里,在床上滚来滚去,山盟海誓,永世相爱,从不跟别人说一句话?我看不会。他们可能出去过,他可能带着她在他的熟人中间亮过相。他也可能给某人谈起过,那人又告诉了第三人,可能
待在旅馆的房间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今天晚上还真他妈的不错。我开戒酒会时雨已停歇,风也小得多了。是该出去转,花几个钱坐出租车兜风了。我好像还没来得及把经费存入银行,或塞入济贫箱,或寄往赛奥西特家中。就随身拿出去好了。
说干就干。普根小酒店可能是我所到的第九个点。丹尼博伊贝尔可能是交谈的第十一个人。有些地点是我在寻找昌斯时去过的,其他的不是。我在格林威治村进了几家沙龙,在默尔希尔山和特特尔湾进了几家廉价酒店,在五马路进了几家淡酒酒吧。离开普根小酒店以后,我继续到处乱转,一会儿一乘出租车,一会儿一要饮料喝,开支不大,花得倒挺快,以同样的话题一遍又一遍找人询谈。
谁都一无所知。做这种愚蠢的调查,只能抱一线希望。总有这种可能你的一番话刚一讲完,听者便转身用手指道:“就是他,他就是她的男友,就是那个坐在墙角里的大汉!”
这样的好事基本不会发生。如果走运的话,倒有可能把消息传出去。在这座可恶的城市里有八百万人,但说不清他们都在谈论些什么。只要我工作做到家,不久这八百万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会知道,那死去的妓女有个男友,一个名叫斯卡德的主儿正在寻找此人。
先后有两个出租车司机都拒绝开住哈莱姆黑人区。有条法津规定他们不能拒载。任何正常的乘客提出乘车要求,其目的地只要在纽约市五大行政区之内,不管是什么地方,司机都应送他前往。我懒得引用有关的条文,再走一条街去坐地铁也很便当。
这是个慢车车站,站台上乘客甚少。售票员坐在防弹售票箱内,反锁着。不晓得她坐在里面是否感到安全。纽约的出租车中间都装有保护司机的有机玻璃隔板,但不管有无这种装置,我叫到的那两位司机还是不愿上远市区去。
不久前一个售票员就在这种售票箱里突然心脏病发作。铁路公司救护队无法打开锁救他,这可怜的家伙便在里面咽了气。尽管如此,这种售票箱防住的人还是比困死的人多。
当然,它们并未能保护住特快列车停靠的宽海峡车站上的两名女售票员。有两个小青年跳过入口处的栏杆,一个售票员向警察报告,与他俩发生口角,结果他二人找来一只灭火器,把里面换上汽油,滋入售票箱,划着一根火柴。整个售票箱轰地一声爆炸,把两个女售票员活活烧死。这又是一条死亡之路。
这是一年前的报纸上登的。当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我必须读报。
我买过票。乘车来到远市区。先在莱诺克斯大道上的凯尔温斯莫尔酒吧间和其他几处酒店转了转。后在一家排骨馆碰上罗亚尔沃尔德伦,与他进行了内容相同的询谈。在第一百二十五街喝了杯咖啡,然后步行走上圣尼古拉斯大道,在喀麦隆人俱乐部喝了一杯姜汁饮料。
玛丽卢屋里的塑像就是从喀麦隆来的。雕的是他们的祖先,身上饰满玛瑙贝壳。
在酒吧间我没有找到可以交谈的熟人。看看表,已经晚了。星期六夜里纽约的酒吧都提前一个小时关闭,从四点改为三点。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是让喝多的人第二天能接时清醒地上教堂。
我向酒保打个招呼,问他哪还有在三点以后继续营业的酒馆。他冷眼瞅我,表情麻木。我不由地也想向他打探一下,告诉他我正在寻找达金婻男友的音信。我知道从他嘴里得不到答案,一天的努力不可能从他身上得到报偿,但这样做同样是为了传播信息。我的话不但他能听到,站在我两边的人也能听到,他们都会再传出去,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恐怕帮不了你,”他说,“不管你找谁,何必跑这么远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