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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兼并赤贫见朱门,流民蓬头满路隅

沈砚是午后出的庄子。

上午那番田埂上的行走,像一把粗砂纸,把他心里最后一点“庶出公子”的模糊优越感磨得精光。那半块粗麦饼塞给小女孩之后,他回屋翻箱倒柜找了半晌——想找点别的什么,哪怕一块旧布、半袋干粮,给周老驼的背、给那妇人脸上的鞭痕、给田埂上追蚱蜢的小丫头做点什么。

可他什么都没找着。

他的全部家当,就是身上这件半旧的青布衫、一双磨了边的布鞋,以及枕头底下那三本永远记在脑子里、此刻却连一页纸都摸不到的手册。

庄子里的粮食是嫡母的,庄子里的布匹是嫡母的,庄子里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全是嫡母沈王氏的。他沈砚,不过是嫡母养在庄子里的一只闲猫——给口吃的,给个地方住,仅此而已。

所以他午后出了庄子,往邻庄的方向走。

他不是要去讨什么,是想看看——庄上的日子已苦成这样,庄外呢?这江南水乡,书上写的“元康盛世”,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庄子地界的尽头,立着一棵老樟树,树身上钉着一块木牌,写着“沈庄”二字,漆剥得差不多了,只剩半截“沈”字还看得清。沈砚跨过樟树投下的阴影,脚刚踩到另一条路上——

“啪!”

一声脆响,从前面的田埂上传过来。

不是打牲口。

是打人的声音。

沈砚的脚步一顿,浑身的汗毛像被这一声鞭子抽得竖了起来——前世当武警,他太熟悉这种声音了。那不是鞭子抽在衣服上的闷响,是抽在皮肉上、直接破开皮肤的脆声,像腊月里冻硬的树枝被折断的动静。

他快步往前走了几步,绕过一丛茂密的竹林,看清了田埂上的景象。

那是邻庄——钱家庄的地界。

田埂上站着个穿绸衫的男人,约莫三十来岁,白面无须,手里攥着一根乌黑的皮鞭,鞭梢沾着血,一滴一滴往下掉,落在泥里,洇出小小的暗红花痕。他身后跟着四个家丁,个个膀大腰圆,手里提着棍棒,腰间别着短刀,像四堵墙似的把田埂堵得严实。

田埂中间跪着个佃户。

是个老汉,头发胡子全白了,乱糟糟的像一团草,身上的短褐烂成了条条缕缕,背上已经被抽开了几道血口子,皮肉翻着,像被犁开的田。他跪着,膝盖陷在泥里,两手撑着地,头磕在泥水里,磕得砰砰响。

“钱管事!求求您!再宽限三日!就三日!”老汉的声音磕巴得厉害,每说一个字,背上的血口子就往外渗一点血,“小儿前日上山采药摔断了腿,郎中说要抓药……地租子,我三日后一定补上!一定补上!”

“补?”穿绸衫的钱管事笑了一声,声音尖细,像指甲刮过瓦片,“李老头,你这话我听了多少回了?上月说补,上上月说补,这季的租子拖了三月了——你当钱家庄的田是善堂?”

他说着,又扬起了鞭子。

沈砚的手握紧了,指甲掐进掌心,疼。

武警的底色又翻上来了——他想冲过去,一把攥住那根鞭子,把钱管事掀翻在泥里,再把那个跪着的老汉扶起来。前世他干过不止一回,街上见了混混欺负老人,他二话不说就上去,管你什么来头,先把人护住再说。

可他的脚没动。

他看见了钱管事腰间那块玉佩——羊脂玉的,雕着铜钱纹,油光水滑,一看就值不少银子。那四个家丁手里的棍棒,不是寻常木棍,是包了铁头的,一棒子下去能砸断人的骨头。

这不是街头混混。

这是豪强的爪牙。

在这个时代,一个庶出弃子冲上去跟豪强管事作对,结局是什么?沈砚不用想也知道——钱管事一句话,他就得被那四个家丁打断腿,扔在乱葬岗喂野狗。老庄头保不了他,嫡母沈王氏非但不会保他,说不定还会拍手称快,说这“庶孽”终于自己作死了。

“啪!”

第二鞭子抽下去,抽在老汉的后脑勺上。

老汉闷哼一声,往前栽了栽,额头磕在泥里,半天没起来。

“爹!爹!”

田埂那头跑过来一个少年,约莫十六七岁,腿一瘸一拐的,脸上还带着伤,冲过来就扑在老汉身上,用自己的背挡住下一记鞭子:“钱管事!别打我爹!要打打我!租子我去挣!我去卖力气!三天!我三天一定补上!”

钱管事撇了撇嘴,鞭子没抽下去,却抬脚一脚踹在少年的伤腿上。

少年“嗷”的一声惨叫,滚在泥里,抱着腿直打滚,额头冷汗直冒,却还挣扎着往老汉那边爬:“爹……爹你没事吧……”

沈砚的拳头攥得指节发白,浑身的血往头上涌,耳朵里嗡嗡响。

他想动。

真的想动。

可那股“手痒”的劲刚冒出来,就被周老驼那句闷棍似的话压下去了——“小公子看啥土,这地又不是您的。”

是啊。

这地不是他的,这老汉不是他的佃户,这少年的伤腿他也治不了。他冲上去又能怎样?挨一顿打,然后呢?老汉的租子还是要交,少年的腿还是要断,钱管事明天还会再来,鞭子还会再抽。

他一个庶出弃子,能改变什么?

钱管事骂骂咧咧地领着家丁走了,绸衫的下摆扫过田埂上的泥水,一点都没沾脏——他走的是田埂最中间的干地,那是佃户们平时不敢踩的地方。四个家丁跟在他身后,棍棒扛在肩上,说说笑笑,像刚看完一场杂耍。

沈砚站在竹林后面,等他们走远了,才走出来。

老汉还跪在泥里,背挺不起来,只能趴在地上喘气,血混着泥水从背上流下来,在田埂上拖出一道长长的红痕。少年瘸着腿,坐在他身边,用袖子擦他脸上的泥,擦着擦着,眼泪就掉下来了,砸在泥里,砸出小小的坑。

“爹……咱们……咱们怎么办啊……”少年的声音哽咽,“租子交不上,钱管事说……说要把咱娘拉去抵账……”

老汉没说话,只趴在泥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一头被抽干了力气的老牛。

沈砚站在他们面前,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安慰的话?没用。给钱?他口袋里半文钱都没有。帮忙?他拿什么帮?

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根插在田埂上的木头桩子,看着那父子俩在泥里哭,看着远处钱家庄那片青瓦白墙的宅子在日头底下亮得晃眼——那宅子的屋顶铺的是筒瓦,院墙是磨砖对缝的,门口立着两只石狮子,比沈家庄院门口的那两只还大一圈。

朱门酒肉臭。

沈砚脑子里冒出这五个字,是前世课本里的,当年读的时候只觉得是诗,今日亲眼见了,才知道这五个字有多重——重得像压在胸口的一块磨盘,喘不过气来。

他没再停留,转身走了。

这条路是官道,往北去的。走了约莫一里地,他看见了第一批流民。

起初是一两个,蹲在路边的树荫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见有人过来,也不抬头,只抱着膝盖,把脸埋在臂弯里,像一只只受了伤的野狗。再往前走,人多了起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沿着官道路边往北走,走得慢极了,像一群蜗牛在爬。

沈砚站住了。

他见过流民。

前世电视上、新闻里,见过灾年的难民,见过战争中的逃难者。可隔着屏幕看,与亲眼站在他们中间,是两回事。

一个老汉拄着一根枣木棍子,走一步晃三晃,背上背着个破布包袱,包袱角露着半只粗瓷碗——碗豁了口,沿上磕掉了好几块。他的脚是赤的,脚底裂了无数道血口子,每走一步,就在官道的尘土上留下一个带血的脚印。

一个中年汉子挑着副担子,前头是口破锅,后头是条草席,草席里裹着个什么,鼓鼓囊囊的,一动也不动。汉子的脸黑得像炭,眼窝陷得极深,嘴唇干得起了皮,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把担子放下,蹲在路边,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砸得“咚咚”响,砸了几下,又趴在担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没哭出声——眼泪早流干了。

还有妇人。

抱着孩子的、搀着老人的、手里牵着大的、背上背着小的。她们的衣裳比男人们更破烂,许多人胸前的衣襟磨破了,露着干瘪的乳房,怀里的孩子叼着,却叼不出奶水,只是哼哼唧唧地哭,哭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像小猫临死前的呜咽。

沈砚站在路边,像一块被洪流冲上来的石头,看着这群人从他身边走过。

没有人看他。

他们的眼睛里是一种近乎死人的空洞,只盯着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往北走。

沈砚知道北方是什么地方。

并州,雁门,再往北,是匈奴、鲜卑的地盘。八王之乱打得中原糜烂,北方的胡人趁机南下,劫掠村落,屠城食人——书上是这么写的,前世的记忆里也是这么说的。

可这些人,还在往北走。

南边呢?南边是江南,是水乡,是“元康盛世”的鱼米之乡——可他们从南边来。南边的田地被豪强兼并了,南边的租子交不上了,南边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只能往北逃,哪怕北边是胡人的刀口,是漫天的风雪,是十死无生的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