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系统副作用。”沈惊澜念出邮件内容，“手部震颤、失眠、情绪波动。维斯塔的医生告诉他这是‘神经可塑性调整的正常反应’。但他私下咨询了神经科专家，被告知这可能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林晚星心头一紧：“他有证据吗？”
“有完整的医疗记录，包括维斯塔诊所的报告和他自己就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他保留了所有沟通记录，显示当他提出担忧时，维斯塔方面试图淡化问题，并暗示如果他‘不配合’，可能影响后续治疗。”
“这是系统性的隐瞒。”文教授愤怒道，“如果他们连对德国患者都敢这样做，对乌克兰患者的态度可想而知。”
林晚星立刻做出决定：“联系他。如果他愿意公开讲述经历，我们提供所有支持——法律、医疗、安全。”
三天后，这位名叫卡尔·施密特的德国患者，在柏林一家律师事务所召开了小型记者会。
视频里，这位白发老人坐在轮椅上，双手有明显的震颤。他说话缓慢但清晰：“我参加试验，是因为我相信科学能战胜衰老。但我没想到，我会付出这样的代价。”
他展示了医疗记录，讲述了从满怀希望到发现问题的全过程。最打动人的是最后一段话：
“我不反对创新。我的一生都在工程创新中度过。但我深知，真正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没有安全，所谓的‘突破’只是拿人命做实验。”
卡尔的讲述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德语媒体广泛报道，卫生部门宣布介入调查。压力传导到欧盟层面，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将重新评估“青春之泉”的试验数据。
周慕云的应对是迅速的。维斯塔公司发表声明，称卡尔的情况是“极个别案例”，并质疑其医疗记录的真实性。同时，“创新联盟”发起了一场社交媒体运动，话题是#我的选择权#，许多患者分享自己渴望新治疗的心情，指责“过度谨慎”正在“剥夺希望”。
舆论再次陷入分裂。
就在这个胶着时刻，林晚星收到了来自国家相关部门的邀请，参加一个“新兴技术伦理与治理”闭门研讨会。
会议在北京西郊一处安静的会议中心举行。到场的有科技部、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的官员，以及十几位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
林晚星是唯一的企业代表。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开门见山：“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讨论一个现实问题：像星种这样的新兴技术，应该如何监管？是完全交给市场，还是需要建立国家层面的标准？”
一位院士首先发言：“技术发展太快，监管往往滞后。但滞后不意味着缺席。我们需要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
另一位专家提出具体建议：“可以借鉴药品监管的经验，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制度。高风险技术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和长期安全性数据；中低风险技术可以适当简化程序。”
讨论进行了两个小时。林晚星大部分时间在倾听，直到主持人点名让她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