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事件一周后。某绝密羁押与研究中心，深层隔离审讯室。
房间是纯粹的白。天花板、墙壁、地板，甚至唯一的桌椅，都是一种柔和的、吸收所有杂光的白色复合材料。没有窗户，光源来自墙壁本身均匀的漫射，不产生影子。空气经过多层过滤，恒温恒湿，带着一种无菌室特有的、略带金属味的“洁净”气息。这里是专门为吴铭这样的特殊囚犯设计的，旨在最大化减少外界刺激，便于观察其最本真的状态，同时也杜绝了任何外界信息渗透的可能性。
吴铭坐在房间中央那把固定的白色椅子上，身着同样白色的、没有任何标记的连体服。一周的严密关押，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疲惫或焦虑的痕迹。他依然坐姿端正，背脊挺直，双手自然地放在并拢的膝盖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胡须被刮得干干净净。透过特制的单向玻璃，谢军可以看到，吴铭的脸上甚至带着一种近乎禅定的平静。没有愤懑，没有挑衅，没有计划败露的沮丧，也没有对未来的恐惧。他就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平视着前方空无一物的白色墙壁，仿佛在进行某种深度的冥想，又仿佛只是单纯地在……等待。
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常。寻常的罪犯，哪怕是高智商的心理变态者，在这种与世隔绝、前途未卜的极端环境中，也难免会表现出烦躁、试图沟通、或者陷入抑郁。但吴铭没有。他异常地配合日常的生理需求（饮食、清洁、体检），对看守人员礼貌而疏离，对所有安排逆来顺受。然而，一旦进入正式的审讯环节，这种平静就会变成一种令人无从下手的、致密的沉默之墙。
“姓名？”
“你们可以叫我吴铭。”
“年龄？”
“四十二。”
“职业？”
“探索者。或者说，前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研究者。”
“你对本次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峰会期间发生的声波攻击、视听干扰、信息污染、以及企图释放生物活性物质等指控，有何回应？”
“我参与并主导了相关的技术设计和现场协调。”
“你的动机是什么？”
“验证理论，观察反应，启迪思考。”
“理论？什么理论？”
“关于技术奇点临近时，个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现实与虚拟、控制与自由之间边界消融的理论。”
“谁是你的同伙？‘导演’是谁？资金和技术支持从哪里来？”
（沉默。目光投向虚空，仿佛在聆听某种远处的声音。）
“吴铭，回答我的问题！”
“理念不死。他们会继续。”
……
类似的对话已经重复了十几次。吴铭对所有“做了什么”的技术细节供认不讳，其描述之精确，堪称完美的犯罪自白书。但对“为什么做”、“为谁做”、“还有谁”等核心问题，要么以哲学呓语回应，要么陷入彻底的沉默。心理分析师认为，他并非在抗拒审讯，而是真的认为那些具体的人、组织、动机，相对于他所信奉的“理念”而言，无关紧要，甚至可能，在他的认知框架内，他确实不清楚，或者不在意那些“细节”。
然而，真正让谢军和专家组感到不安的，并非吴铭的口供，而是他身上持续监测到的、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生理数据，尤其是脑电波（EEG）。
在隔壁的神经监控室内，数面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吴铭的各项生命体征和脑部活动。心率、血压、体温、皮电、眼动……一切平稳得如同精密仪器。唯有那幅不断滚动的脑电波图谱，呈现出令人费解的模式。
“看这里，谢队。” 负责神经监测的徐博士，一位国内顶尖的认知神经科学家，指着屏幕上高亮的一段波形，“这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吴铭在非快速眼动睡眠（NREM）第三阶段，也就是深度睡眠期的脑波记录。”
屏幕上，原本应该以缓慢、高振幅的δ波（0.5-4Hz）为主导的深度睡眠脑波中，却规律性地、如同心跳般，爆发出短暂而强烈的高频γ波（30-100Hz）簇！γ波通常与清醒状态下的高度注意力、认知绑定、信息整合、甚至是有意识的感知相关。在深度睡眠中出现如此强烈的γ波爆发，在神经科学上是极其罕见的异常现象。
“更诡异的是，”徐博士将另一段数据波形叠加上去，“你们看这些γ波爆发的精细结构。它们并非杂乱无章，其调制模式、频率嵌套关系，与我们之前从‘桃源梦乡’案件中缴获的‘情绪电池’手环发出的、用于诱导和调制特定情绪的声波/电磁调制信号片段，有着高度相似性！虽然载体不同（一个是脑波，一个是外部信号），但内在的编码‘语法’如出一辙！”
谢军盯着那并排的波形，尽管他并非神经科学专家，也能看出两者在起伏节奏和复杂模式上的惊人呼应。“这意味着什么？有外部信号在影响他的梦？还是……他大脑自己在模拟那种信号？”
“这正是最令人困惑的地方。”徐博士推了推眼镜，眉头紧锁，“我们检查了隔离审讯室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墙壁材料、通风管道、照明电路、甚至他穿的衣物和使用的物品。没有任何外部设备能够发射足以穿透颅骨、精准影响其深层脑区的电磁或声波信号。 房间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屏蔽的‘法拉第笼’。而且，这些γ波爆发是内源性的，信号源头明确来自他大脑内部特定区域（主要是前额叶皮层和颞顶联合区）。”
“内源性？他自己的大脑，在深度睡眠时，自发产生出类似‘情绪电池’调制信号的脑波模式？”高远感到难以置信。
“理论上，大脑的复杂性和可塑性可以产生几乎任何模式的电活动。但如此规律、如此复杂、且与一个已知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外部调制信号高度相似的模式，绝不可能自然产生。这更像是……他的大脑被预先‘编程’或‘训练’过，在某种状态下（如深度睡眠），自动执行一段特定的‘神经程序’，产生对应的脑波输出。”徐博士语气沉重。
“编程？训练？”谢军捕捉到这个关键词，“你是说，有人对他的大脑动过手脚？像后颈那个手术疤痕暗示的那样？”
“极有可能。”徐博士点头，“如果结合那个位置隐秘、技术高超的手术疤痕，我们可以推测，吴铭可能接受过某种侵入式或高度聚焦的无创神经调控手术。手术目的可能包括植入微型刺激/记录电极阵列，或者对特定神经环路进行化学或物理改性。这种手术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神经连接模式和活动特性，甚至可能……植入特定的‘思维种子’、‘行为程序’或‘认知偏向’。”
房间里一片寂静。如果徐博士的推测属实，那么吴铭就不仅仅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或罪犯，他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被精心改造过的‘作品’、‘载体’或者‘终端’。他的疯狂理念、他的冷静配合、他那些关于“理念”和“化身”的呓语，甚至他此刻异常的脑波，都可能源于那次手术，源于某个隐藏在更深处的、对他进行“编程”的实体。
“‘导演’……”谢军缓缓吐出这个词。如果“导演”不是吴铭，那很可能就是那个对他进行手术、进行“编程”的人或组织。吴铭只是舞台上被操纵的木偶，而提线者，仍然隐藏在幕后。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神经程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触发条件是什么，最终目的又是什么。”谢军下令，“加强对他脑波的实时分析和模式识别，尝试破解那些γ波爆发中可能携带的信息编码。同时，联系国内外最顶尖的神经外科和脑机接口专家，对那个手术疤痕和可能的技术手段进行联合会诊。”
“明白。”徐博士记下，又补充道，“另外，谢队，鉴于这种情况，常规审讯恐怕很难突破。他的表层意识可能已经被‘锁死’或‘引导’，只会重复被允许或预设的内容。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些非常规方法。”
“比如？”
“在严密监控和医疗支持下，进行深度催眠或药物辅助访谈。目标不是获取口供，而是尝试绕过他意识层面的‘防火墙’，接触更深层的、可能未被完全覆盖或修改的记忆痕迹，或者观察在意识松懈时，那些‘神经程序’是否会表现出其他特征。”徐博士建议，“但这有风险，可能触发未知的防御机制，甚至对他的心智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谢军思考片刻，点了点头：“制定详细方案和应急预案，评估风险。在确保绝对控制和医疗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尝试一次。我们需要知道，他大脑里到底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