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电影节的邀约是苏小暖转给林瀚的。她在那张烫金请柬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只有一行字：“这次你真该去。”林瀚去了。他从北京飞了两小时落地金海机场，十一月的釜山不冷不热，海风里裹着鱼糕和泡菜混在一起的味道。电影节在海上宫殿举行，林瀚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薄大衣，里面是黑色的圆领T恤，没打领带——他从来不打领带。手里端着会场提供的咖啡，纸杯的，味道寡淡得像刷锅水。他喝了一口放下，不再碰第二口。
他在展厅里闲逛。釜山的展厅不像戛纳那么浮夸，更像一个大型的图书市集，各个国家的发行商摆着摊位，桌上堆着海报和样片。林瀚走得很慢，偶尔停下来翻翻海报。走到一个角落的摊位，摊位上没有海报，只有一摞剧本和一盏小台灯。一个女人坐在台灯后面，低着头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字，手指很快。她的头发乌黑，刚过肩膀，发尾微微卷曲。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下身是一条深灰色的阔腿裤，脚踩一双黑色的平底芭蕾鞋。衬衫领口松开两颗扣子，露出一截细白的脖子，锁骨下面有一颗小小的黑痣。五官不算惊艳，但很耐看——单眼皮，鼻梁不高，嘴唇薄，脸上没有化妆，干干净净的。她的手指修长，指甲剪得极短，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细细的银戒。
林瀚认出了她——金敏贞，韩国金牌编剧。她写的《母亲的庭院》拿过百想艺术大赏，她写的《两个世界》被翻拍成美剧。她的剧本不靠狗血，靠细节。她是那种能让观众哭不是因为惨，是因为像的人。林瀚在摊位前停了一下，拿起最上面那本剧本。封面用韩语写着“? ?? ??”——两个城市。
金敏贞抬起头。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时候微微眯着，像在打量一块布料。她看到林瀚手里的剧本，用韩语说：“?? ?? ? ????”（能读懂吗？）林瀚用韩语回答：“???。”（一点点。）金敏贞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不是惊讶，是好奇。
林瀚在摊位上站了十分钟，翻了那本剧本的第一幕。讲的不是爱情，是两个女人——一个住在首尔，一个住在北京。首尔的那个离婚后一个人住在半地下室里，每天给女儿寄信但从不寄出；北京的那个是个离婚律师，每天帮别人分割财产，自己却困在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里。两个人都没哭过。但读者会哭。
林瀚合上剧本看着金敏贞：“你怎么想到写这个的？”金敏贞用英语回答，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经过斟酌的：“因为我离过婚。我花了十年才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发现，让我痛苦的不是离婚本身，是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她停了一下，“后来我来了釜山电影节，遇到一个中国女编剧。她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她说她也是离婚后才开始写剧本的。我才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林瀚放下剧本，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来北京吧。我们拍《双城记》。首尔和北京，两个女人。你写，我拍。”金敏贞看着名片上的名字——“Lin Han, StarRoad Media”。她抬起头。
“你认识我吗？”林瀚说：“认识。《母亲的庭院》，第三集那场饭桌戏，媳妇没有说话婆婆也没有说话，但观众全哭了。那场戏的剧本没有台词，只有一句——‘她们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金敏贞的脸变了——不是惊讶，是一种被人揭了伤疤的疼。那场戏她写了三天，删了七稿，最后一稿只有一个字——沉默。
“你怎么知道的？”林瀚看着她的眼睛：“因为那场戏写得好。”“你不是说‘认识’，你是说‘懂’。”
金敏贞低下头看着那张名片。她的眼眶红了，没抬头。过了一会儿，她用手指擦了擦眼角，抬起头笑了。“林先生，我去北京。”
金敏贞飞到北京的那天，银杏叶正黄。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下身是深蓝色牛仔裤，脚踩一双白色运动鞋。头发散着，被北风吹得有些乱。手里拖着一个银色的行李箱，箱子上贴着一张贴纸——首尔塔的 silhouette。她站在非遗基地的院门口，仰头看着那棵银杏树。
夏丽蝶举着牌子站在门口，上面用韩语写着“?????, ??? ???”（欢迎，金敏贞作家）。她穿着一件粉色的卫衣，脚踩洞洞鞋，头发扎成两个小揪揪。看到金敏贞，冲过去一把抱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