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绕远路走,宁可从食堂后面那条土路多走两百米,也不从黑板前面过。
也有胆子大的,站在表前面从头看到尾,看完了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走的时候肩膀绷得很直。
新兵们不敢问。
他们看着那些平时带自己训练、骂自己、也护着自己的老兵,忽然变得沉默,心里也跟着发闷。
有个新兵偷偷问班长:
“他们是不是不高兴?”
班长把手里的抹布拧干,搭在脸盆架上,说:
“不是不高兴。是舍不得。”
气氛就是这么怪。
训练照常,出操照常,吃饭照常。
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老兵们说话的声音低了,走路的速度慢了。
有人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把储物柜里的旧物一件一件翻出来,摊在床上看。
有人拿着手机在楼道尽头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
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风大。
有人在晚上熄灯之后还没睡,坐在床沿上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陈震莽那几天把一排的人挨个看了一遍。
他不是那种会主动凑上去问“你是不是难受”的人。
他就是看。
吃饭的时候看谁坐在角落里扒饭不说话,训练间隙看谁一个人蹲在墙根底下发呆,晚上查铺的时候看谁的床铺上翻来覆去。
八月二十六号,他把一排的推荐名单报了上去。
四有优秀士兵,一年一评。
程序不复杂:
班排推荐,军人委员会评议,党支部研究,然后公示、上报。
名额有限,一个排通常也就一两个。
今年因为演习打出了成绩,旅里给五连多拨了两个名额,一排分到了三个。
三个名额,一排有十九个人。
按惯例,这种名额优先给表现突出的骨干,尤其是那些还要在部队长期干下去的人。
四有优秀士兵对套改、晋升、考学都有实打实的用处,给要走的人,等于把一张有用的票扔进了废纸篓。
陈震莽把三个名额里的两个,给了两个要退伍的上等兵。
一个叫周正,河南人,第二年兵,服役期满,本人明确要求退伍。
家里开了个小加工厂,父亲腰椎不好,干不了重活,催他回去接手。
另一个叫黄海涛,四川人,也是第二年兵,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九月报到,时间卡得死死的。
两个人的军事素质都不差。
周正射击成绩全排第二,五公里越野能跑进十九分。
黄海涛是通信兵出身,电台操作熟练,演习的时候跟着陈震莽在蓝军纵深跑了整整两天。
一次都没掉队,肩膀被电台背带磨破了两块皮,结痂的时候衣服都粘在上面,他也没吭一声。
陈震莽把名单交给李大壮的时候,李大壮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抬起头来:
“陈排,你想好了?”
“想好了。”
“这两个名额给出去,排里那几个还要留的骨干,心里会不会有想法?”
陈震莽说:
“我去跟他们说。”
当天晚上,他把一排的骨干叫到宿舍里。
屋子不大,坐了七八个人,有人坐床沿,有人蹲在地上。
陈震莽没有绕弯子,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很直接地说:
“周正和黄海涛要走了。”
“他们两个在演习里干得不错,我不想让他们空着手走。这两个名额给他们,你们有意见现在说。”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一班的一个老兵先开口:
“陈排,我没意见。周正那小子在演习里替我挡过一发激光,我记着。”
另一个老兵也说:
“黄海涛背电台跑了两天,肩膀都磨破了,没喊过一声。给他,我服。”
李大壮最后点了点头:
“行。那我明天报上去。”
评议会是在连部开的。
军人委员会的十几个人坐在长桌两边,指导员主持。
念到周正的名字时,有人问了一句:“他要走了,给他是不是浪费?”
陈震莽坐在角落里,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屋子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在部队两年,没白待。”
“演习的时候,他跟着我在蓝军纵深走了四十多公里,一颗子弹没乱打,一个人没掉队。”
“他走,是家里的原因,不是他不行。”
“部队给他一个四有优秀士兵,是告诉他:你干得不错,回去也别忘了自己是个兵。”
屋子里没有人再说话。
表决的时候,全票通过。
散会之后,陈震莽在楼道里叫住了周正。
周正那时候正低着头往宿舍走,听到喊声,停下来,转过身。
他大概已经听说了名单的事,脸上有点不自然,两只手在裤缝上蹭来蹭去。
陈震莽走到他面前,站定,说:
“四有的事,定了。”
周正张了张嘴,半天说出一句:
“陈排,我都要走了……”
“走了也是你挣的。”
陈震莽说:
“你在演习里怎么跑的,你自己清楚。”
“这个不是我给你的人情,是你自己拿命换的。”
“回去以后,挂在家里墙上,让你爸看看,你儿子在部队不是白待的。”
周正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他低下头,肩膀微微抖了一下,然后猛地抬起手,敬了个礼。
陈震莽还了礼。
一期士官和二期士官,情况不一样。
他们不缺四有。
服役这些年,四有、优秀士兵、各种比武证书,多多少少都拿过。
真正稀缺的是立功——三等功以上,那才是硬通货。
可三等功的名额,一个连队一年也未必有一个。
今年五连虽然打出了大成绩,但旅里给的名额还是要按比例分,轮不到每个人都摊上。
陈震莽想了想,去找了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