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还没正式开幕，让他们再疯一阵子。”
“明白。”安德森没有多问缘由。
可他常年处理商事诉讼，明白对方的布局——李卫东在等展会开幕后的订单与意向合同。
“律师信已备妥，明早送抵各报社。”
他继续汇报：“临时禁止令全套申请文件在公文包里，随时可以呈送高等法院。刑事诽谤自诉的初步检控材料也拟好了草案，不过有一点还需要您确认……”
“所有参与造谣的媒体，是同步启动刑事诽谤诉讼，还是先锁定证据链最完整的那一家作为突破口？”
“全部。”李卫东从窗外收回目光，语气不容置疑：“只挑一家开刀，格局太小了。”
“你放手去做，节奏和尺度我会把控。这一仗打下来，全港都会记住你安德森御用大律师的名字。”
安德森没有接话，公文包拉链合拢的声音在车厢里格外清脆。
深水埗一间毫不起眼的小律师行，发出了数封平邮律师函。
信纸抬头印着“李志伟律师行”，地址是某唐楼的三楼，隔壁是补习社和一家痔瘘专科诊所。
任谁看了，都觉得这是专打街坊纠纷的市井小铺子。
信的内容中规中矩、措辞客气，大意是提醒贵报社近期刊发的报道涉及不实信息，恳请贵方审慎核实，并做出撤稿道歉。
某报社的副总编辑，在下午茶时段收到这封信。他用两根手指捏着薄薄的信纸，举到窗边的日光下晃了晃。
随即推开玻璃门，当着全办公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
当他念到“我方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时，整个编辑部爆发出哄堂大笑。
笑声像潮水一样席卷整层楼，几个跑社会新闻的记者笑得直拍桌子，连嘴里的奶茶都呛进了气管。
在他们眼里，这哪里是什么正式律师函，分明是内地土老板写来的小学生恐吓信，连半分威慑力都没有。
有人扒着隔板嚷道：“这帮内地穷鬼、土老帽，连个像样的大状都请不起，找个唐楼律所吓唬谁啊？我家阿婆都知道唐楼律所靠不住。”
“你看这信纸，怕不是从旧文具店按斤称的次货，也好意思发出来。”
副总编辑把信纸揉成一团，做了个夸张的投篮动作，精准丢进墙角的废纸篓，迎来一阵叫好声。
他拍拍手，让编辑们继续加大火力，语气里满是不屑：“我要教教这个李卫东，怎么在香港做事。”
同一天，东方报、日月报都收到了律师函。收发室的登记员盖了章，还没送到法务部就被丢进垃圾桶。
无线电视新闻部，刚从树人学院毕业的实习记者何敏仪，发现了这封无人问津的律师函。
她坐在角落的工位里，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最初，她和其他同事的想法一样，觉得这不过是内地厂商的虚张声势。
可越读，她越感到不对劲。
抛开廉价的信纸、客气拘谨的措辞，还有名不经传的唐楼律所，如果只专注法律条文本身，她的新闻直觉开始疯狂敲警钟。
信里没有半句空泛的套话，而是援引了两条很具体的香港本地法例。
这让何敏仪想起了新闻系的课堂上，导师敲着黑板反复强调过的两句从业铁律。
第一：在香港的法律体系下，一旦收到声称报道损害商业信誉的正式律师函，报社就必须立刻启动内部核查。
因为商业诽谤的认定门槛相对较低，原告无需证明实际损失，法庭可以直接推定损害已经成立。
第二：只要原告证据链充分，高等法院可在判决前批准临时禁令，要求涉事报纸停售、相关报道下架。
何敏仪心里一紧，立刻抓过通讯录，快速走向走廊角落。
她拨通了在中环律所做见习律师的校友电话，压着嗓子，把律师信完完整整地念给对方听。
听筒那边沉默了半晌，最后传出有些变调的声音：“这个律师行我没听说过，但这封信的专业度，绝对是合伙人级别的律师亲自起草的。”
“敏仪，你听我一句劝，千万别在那些报道上署名。我有种强烈的预感，这次会惹上天大的麻烦。”
何敏仪缓缓挂断电话，将皱巴巴的信纸重新抚平，小心夹在讲义里。
她没有去找组长，更没敢敲主编办公室的门。因为她知道自己一个实习记者人微言轻，找了也没用，最后还要被骂。
万一说准了，还要背上乌鸦嘴的外号，被其他同事排挤。
但她能够嗅到，一场黑色风暴正笼罩在港媒头上，雷霆和暴雨随时可能降临。
她不是唯一察觉到异样的，南华报的国际版编辑毕业于伦敦法律学院。
他对法律文书的敏感度，远高于普通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