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班结业那天，李卫东拿着鉴定表，没有立刻返回辽沈，而是在总部多留了两天。
第三天傍晚，贾汀派人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和一个时间。他看完就把纸条还回去，对方划了根火柴，纸片在烟灰缸里烧成一撮黑灰。
这次见面不在招待所，而是景山后面一处僻静的院子里，屋里除了贾汀还有另外两个穿便装的人。
“你上次的研判，中调和二部讨论过。”贾汀开门见山，没有寒暄，手指在桌面那摞档案上轻轻点了一下，“你先看看这个。”
李卫东抽出档案，上面钉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男人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穿着苏联陆军制服。他的胸前别着好几排勋略，下巴微微扬起，眼中带着老派军人的淡漠。
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1921生于乌克兰卢甘斯克州，41毕业于苏梅炮兵学校。
战争前期在卡累利阿方面军、西方面军担任炮兵军官，43年因战功获红星勋章。后随部队转入南线，参加了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
其本人资历深、军功高，完全符合格鲁乌选拔高级情报官的标准。
战后，波利亚科夫被送入伏龙芝军事学校深造，成绩极为优异。
看到这里，李卫东忍不住皱皱鼻子，心想：“格鲁乌和克格勃怎么一个调性，挑人都挑得千篇一律。”
这些高级情报官，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卫国战争老兵、出身清白、上过前线、脑子好使，然后一股脑塞进伏龙芝镀金，再扔到国外当外交官。
他抬起眼看向桌后三人，心中腹诽：“其实你们挑人也差不多。”
察觉到三人的眼神，李卫东收回视线，接着看档案。
战争结束时，22岁波利亚科夫已经是少校了。七三年晋升少将，乍一看符合正常晋升速度。
但问题是，校级和将级隔着一道天堑。将官编制极其有限，不是条件达标就能上的。
必须等有人退役、调出或去世腾出位置，后备名单上的校官才能竞争这个萝卜坑。
波利亚科夫战后转一直在驻外机构轮转，从联合国代表团到仰光再到新德里，没有一寸新军工。他又不是勋多多的女婿，拿什么竞争将星。
“乌克兰人，六年前随顾问团进驻巴拉特。”李卫东合上档案，问了一句：“有他家人的情况吗？”
“61年，波利亚科夫出生3个月的幼子夭折。”周贾汀左侧穿便装的男人开口了，他声音不高，语速偏慢，“原因是凑不出400美元的手术费。”
“61年？那不是驻联合国期间吗？”李卫东皱着眉头。
堂堂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住在纽约，儿子却因为四百美元的手术费死在医院里。
虽说交了手术费不一定能救回来，但不交手术费肯定救不回来。
400美元，酒会上少订几瓶伏特加就够了。人家又不是不还，这他妈还不如慈禧对待手下人的态度。
李卫东明白，这是波利亚科夫的上级不借钱，变相害死了他儿子。
他不由得想起过往的某些旧官僚，因为一点费用就苛待下属。
“此人生活很俭朴，不符合美方情报人员策反的典型间谍特征。”那个男人继续说，“但从各方面交叉比对来看，他完全符合你描述的人物画像。”
“组织需要你去一趟巴拉特，近距离观察研判，判断其是否具备争取的可能性。”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但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有任何接触。”
周贾汀接过话头，提了那三条铁律：不用金钱收买；不用美色引诱；不搞胁迫暗杀。
这三条石总经理当年亲自定下的，从来没变过。
正因为有这三条，波利亚科夫才进入了允许争取的外籍军官名单。
“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和困难吗？”周贾汀笑着问。
李卫东摇摇头，“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牛皮袋里装着护照，内页盖着出入境管理局的钢印。他对外公开身份是某外贸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化名李伟。
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跟成千上万个李伟一样。
他将以考察民用无线电设备、洽谈边境通信器材援助的名义，随团经香港中转赴巴拉特新德里。
出发前第一件事不是收拾行李，而是去医院打疫苗。之后和郝冬梅聚了聚，又给家里和朋友写了信。
飞机降落在新德里机场时，舱门一开，裹挟着尘土和香料味的干热气流便涌了进来。
李卫东下意识的皱了皱眉，他提着旧皮箱随团往外走。
阿三们裹着头巾，在沿街的棚屋里大喊大叫。小孩子们像狂蜂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伸出手朝外国人要钱。
空气里飘着咖喱、椰油与某种焚香混合的味道，浓烈得呛人。
李卫东忍不住暗骂：“我讨厌这种味。”
巴拉特作为大英王冠上的明珠，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很有意思。
对白人，他们有一种下意识的敬畏。那是大英帝国留下的肌肉记忆，主子走了，但主子的影子还在。
而对他们这些黄皮肤的亚洲人，态度里反而多了几分微妙的傲慢。
在这套殖民心理的残渣里，白人老爷是主子，自己是主子的管家，其他人就是主人的家仆。
主子比管家大、管家比家仆大，这不是应该的嘛。
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难，好不容易才从仆人爬到管家，要是不能欺负别人，这些苦不就白吃了？
代表团住的外贸招待所位于使馆区边缘，墙内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与红砖洋房，墙外是熙攘的市井。
人力三轮挤在同一条窄巷里互不相让，光脚的孩子追着汽车跑，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说不清是香料还是垃圾的味道。
一墙之隔，就是两个世界。
路口站岗的阿三警察，挎着李·恩菲尔德。一战英国老步枪，都服役半个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