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那个位置。”那人指着靠门的一张桌子，上面已经摞了十几个牛皮纸档案袋。
它们码得整整齐齐，但封口系绳的颜色和磨损程度各不相同，显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
“档案袋从上面开始拿，一个一个看。看完在袋子上盖‘已清查’的章，放左边。有问题的单独放，别混进去。”
“看什么？”李卫东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该问就问。
如果没问清楚，导致中间出了差错，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那人沉吟片刻，不动声色地盯着李卫东。他沉默着，像是在斟酌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
“跟相关人员有关的，所有提到相关事件、会议、档案的——全部摘抄，注明页码、日期、文件名称。”
“一个字也别漏、一个字也别带出去。”他顿了顿，声音沉闷几分，“摘抄本用完找我，任何纸张不能带进来、也不能带出去。”
“你自己的档案也在这里，不知道被分到哪一摞了。别人会查你的、你会查别人，都一样。”
李卫东无所谓。他向来注意这个问题。无论风潮怎么变化，自己的立场始终坚定。
从吉春城到三江平原、从通信排到技侦科，他在每一张表格上填的内容都经得起查。每一封自己寄出去的信，都经得起拆。
九月之前，他的档案、信件、笔记、书籍，至少被正式清查过两次。
第一次是上级工作组下来的时候，第二次是单位专案组找他讯问的时候。
如果自己的档案有问题，保卫科不会找自己。他既然能进这个房间，就说明已经过关了。
李卫东在那个位置坐下，面前是一摞牛皮档案袋。右边还有好几摞，堆起来有小半人高。
而这，只是全部档案的一部分。各团、各营、各连，所有干部的档案都会被调上来、所有人挨个过筛子。
团长、政委、指导员、参谋、干事……不管什么级别、什么职务，不管立过什么功、受过什么奖，在大清查面前，所有人的档案一律平等。
每一页纸都要翻开；每一行字都要被审视；每一个名字背后那个人的命运，都悬在这间屋子的空气里。
窗外没有声音。糊着报纸的玻璃把光线挡了一半，剩下的那半透进来微弱的光线，落在地面上像干涸的水渍。
李卫东的头顶上，有一盏白炽灯。滚烫的钨丝发出刺眼的白光，灯罩把光线塑成斗笠状，从上到下笼罩着他。
脑袋和钢笔的影子被打在桌面上，黑而浓，像一幅死寂的剪影。
他拿起档案袋，拆开、抽出里面的材料。
手指捏住纸张边角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是旧纸特有的脆响。
翻开，开始看、开始抄录。
笔尖划过纸面，一行行字落在摘抄本上。从入伍登记表到年度鉴定、从奖惩记录到社会关系……所有书面材料要逐页翻阅、逐行扫描。
有那个人的名字就要记，有相关的会议记录就要录，有题词和视察记录就要抄。
对于李卫东而言，师部绝大多数人都是陌生人。名字和脸对不上、老照片和现在的样貌不一样，正因为这个原因，保卫科才借调他过来。
有些人的档案很厚，厚得像一本书；有些人的材料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甚至写过回忆录……每一个牛皮袋，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李卫东不知道这些档案要看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这些档案最终会去哪里。他只知道，很多人的命运都被改变了。即便不被牵连，但也会靠边站。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从通信员到通信排长，从团部到集训班，从四九城再回三江平原。然后上调师部侦查科，接着被借调保卫科。
每一步，既有李卫东自己的选择，也被这些选择改变着。
他坐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突然怀念起在乌苏里江上扛弹药箱的日子。
那时候，一切都很纯粹。
整整四十天，李卫东都在这个小屋子待着。
早晨六点起床，他跟所有人一样列队出操、洗漱吃饭。不过别人去办公室，他去那排平房。
门口有哨兵，持枪站得笔直。他报上姓名，哨兵核对名单，确认无误才开门。
进屋后第一件事不是坐下，而是检查档案柜上的铅封。
铅封是每天下班前，保卫科科长亲手按上去的。如果铅封断了或者标签被换，说明有人动过档案柜。
屋子里所有人会被立刻停止所有工作，保卫部门会派专人进驻。涉事档案柜全部重新清点，每一份档案都要跟登记表交叉比对：页数、编号、密级。
或许，铅封是内部人员不小心碰断的；或许，铅封是外部人员潜入破坏……但无论调查结果如何，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前途都将蒙上阴影。
所以，眼前这些小小的铅封是他们的生命线，是他们所有人的前途。
铅封完好，李卫东签字确认，然后坐回自己的位置，开始新一天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