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是否有修史的资质呢？还真有点。
魏收507年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之子。魏收从小机警敏捷，不拘小节。他十五岁时，已经熟悉了文章的写法，以文采扬名。魏收最初出仕时，被任命为太学博士。河阴之变时，权臣尔朱荣团灭满朝大臣2000人，他却凭借智慧逃脱，侥幸免于一死。吏部尚书李神隽很器重他的才学，奏请朝廷授他为司徒记室参军。节闵帝即位后，下诏测试群臣，让魏收起草封禅书，他提笔一挥而就，连草稿都没要。文章近千言，改动的地方寥寥无几。这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在天子旁边，他十分激赏魏收的才学，对节闵帝说“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意谓“即便有七步成诗的才华，也不能超过魏收。”后来又升任散骑侍郎，不久，受命掌管天子的起居注的记录，并参与国史的编纂。很快，又兼任中书侍郎，时年二十六岁。魏收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与温子升、邢邵并称“北地三才子”。累官至尚书右仆射，掌诏诰，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
这样看来，他很有才，又亲身经历过北魏、西魏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曾是皇帝身边记录其一言一行的人，确实是写史书的不二人选。
但是，魏收虽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所谓“才胜于德是小人”，魏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时人称其“惊蛱蝶”，即风流浪子。天保八年557夏天，魏收任太子少傅，负责监修国史，还参与修改律令。这时国家建成了三台，文宣帝说：“台落成，须有词赋歌颂。”杨愔先把这消息告诉了魏收，他就写了皇居新殿台赋呈上，文章十分宏丽壮阔。当时的作者自邢邵以下，都无法与之相比。他在呈上赋作的前几天才告知邢邵，邢邵后来对别人说：“魏收真是个小人，不早点告知这个消息。”其为人如此。魏收曾兼任通直散骑常侍，作为王昕的副手出使南梁。王昕辞辩风流秀逸，魏收言词华美富赡，南梁天子及其朝臣对他们都很敬服。早先，南北刚刚通好，魏首次派李谐、卢元明出使南朝。二人的才能器识，都很受南梁佩服。这次出使，梁朝君主就称赞说：“卢、李著名于当世王、魏继而兴起，不知后来的使者又会怎么样呢？”这说明魏收确实是北魏才子的出色代表，已经被方方面面认可。然而正是在这次出使中，魏收却在梁朝的馆舍买来吴地的婢女玩他的部下有买婢女的，他也把她们唤来，全都。梁朝的馆司都因此获罪。所以人们称赞他的才能，却鄙薄他的行为。这成了他一生的污点。史学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过去同他有冤仇的，大多隐去人家的善政美德，不载入史册。他写史时常洋洋自得地说“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意思是，“你小子是个什么东西，敢同我魏收作对我的史笔要抬举你能让你上天，要贬低你能让你入地。”北史魏收传以他的为人，即便不说这些话，人家都会猜他说了。何况还经常挂在嘴边呢？果然，这话不胫而走，最后都被写进北史了。当时人肯定也是人尽皆知。于是人人都知道魏收主编的魏书是以这样仗“史”欺人的心态写出来的，“态度决定一切”，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再看看魏收的编史团队是个什么样的团队。当初，被称为“英雄天子”的北齐文宣帝高洋让群臣各自陈述自己的志向，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意思是“我愿在东观西汉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班固在东观著汉书，所以后世用东观代指著史的地方秉笔直书，早日写出魏书。”于是文宣帝命他专任其职。又下诏命平原王高隆之负责监修史书，但只是挂名而已。文宣帝对魏收说：“好好地直笔写史，我始终不会像魏太武帝拓跋焘那样诛杀史官。”就这样，天保二年551年，魏收受命撰魏史，他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魏收选拔的史官，因怕他们在学术上超过和威迫自己，因而，只选取那些在学术上依附自己的人。其中，房延、辛元植、眭仲让虽然早就官列朝班，但并不是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学被天子知遇，却不能胜任编撰史书高孝干靠旁门左道寻求进身之阶。在这样的团队里，魏收当然就能为所欲为了。参与修史的这些人也因此有“福利”，他们的祖宗亲戚，大多被收录入史，并粉饰溢美。
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时朝野大哗，一波波弹幕不绝如缕，基本都是谩骂。文宣帝便命魏收在尚书省与贵家的子弟儿孙们一起共同讨论。前后投诉史书问题的有一百多人，有人说遗漏了他们家的世系职位;有的说他的家人没有被记载入史;有的说书中有随便诋毁的地方。魏收都根据情况一一解答。魏收是个小人，同时还是个性情急躁的人，这么多人气势汹汹攻击他，他仗势欺人的一面马上暴露出来。他启奏朝廷说他们诬告，想对自己加以迫害。文宣帝听说后也非常愤怒，亲自出面驳诘斥责那些攻击魏收的人。卢斐说：“我的父亲在北魏做官，位至仪同，功业卓著，名扬天下。因与魏收关系不密切，所以他不给立传。博陵的崔绰，官位仅至本郡的功曹，更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因为是魏收的亲戚，便为他立传，并且放在首位。”魏收说：“崔绰虽然没有官位，道德节操却值得称赞，所以为他立传。”这时文宣帝怼了魏收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魏收说：“高允曾经为崔绰写过一篇赞，称颂他有道德。”文宣帝说：“高司空是一位才士，给别人写赞，正应该称颂表扬。也像你给别人写文章，说他好的地方，难道能都符合事实？”魏收无言以对，只是浑身打颤。但是，由于文宣帝早先就看中了魏收的才学，不想加罪于他。这时，太原的王松年也批评魏收，就和卢斐、李庶一起获罪，各被鞭打，流配在街巷市坊，有的因此死去。卢思道也被罪罚。然而，终因众口沸腾，议论纷纷，朝廷下令命魏书停止传播发行，让群臣们共同商议，允许史书中牵涉到家事的人进入史局，不真实的地方可以陈述吁请。于是，众口喧哗，称魏书为“秽史”，投递诉状的人一个接一个，魏收应接不暇，又无法抗拒。这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权倾朝野，与魏收关系密切。魏收也为他们家里的人作过传，这两个人不愿意说魏书不真实，便堵塞言路，终文宣帝一世，不再议论这件事。
孝昭帝即位，认为魏书没有刊行，命魏收进一步研讨审改，他奉诏后对魏书作了很多修改。朝廷这才下诏允许魏书继续传行，魏收认为书稿藏之秘阁，外人无法看见。于是，朝廷命送一本交付并省，一本放在邺城，任凭人们翻阅改易。
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但是因为他写史书得罪了一些人，在北齐灭亡之后，仇家还是掘了他的墓，把他的尸体抛出来以泄恨。
千百年来，对魏书的评价不一而足，大多以指责其为“秽史”为主，这主要是受北齐书魏收传对魏收及其魏书评价的影响。
例如刘知几所说的“齐氏北齐，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再加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这是批判魏书的一种代表性意见。而范祖禹评价的魏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与北齐当权者结党，毁谤魏政权，任意评价历史人物也大体与此类似。
隋朝时期，隋文帝“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所以命魏澹“别成魏史”，就是另外再写一部魏史。魏澹是魏收的堂弟，才华突出，他所著的魏书非常简要，隋文帝看完后觉得很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于是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魏澹这部被隋文帝“览而善之”的魏书并未流传下来。所以到最后，关于北魏和西魏的史书还是只有魏收的一部“秽史”。不过秽总胜于无，所以，它以自己的唯一性毫无悬念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那魏澹的魏书客观上只是起到了给他堂兄魏收的魏书挡子弹的作用。
当然，关于魏收的魏书，点赞力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唐初史学家，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给予了魏收以及魏书很高的评价，称其“迫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评价魏书时说“愚谓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借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王鸣盛在此指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后世对魏书多以批评意见为主，也修改过很多次，但其他的都失传了，唯独魏收的流传了下来，至少能证明魏收的魏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道理大约是“存在即合理”。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魏书的看法说得更加明白“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远甚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意思是说，魏书虽小有瑕疵，但也还说得过去，那些攻击他的人也都是出于私情。通过和其它史书互相参照比对，发现魏收的魏书跟史实差距不大。“秽史”的说法有点过了。
总之，才高八斗又生性浮浪的魏收由于存心不正，且言行不慎，给自己的著作带来了不少麻烦和恶名。尽管他已经亡羊补牢，三易其稿，仍不能改变人们对其魏书“秽史”之印象，也未能改变其生前被骂“惊蛱蝶”、死后被掘墓抛尸的下场。相信如果当时有“吐槽大会”，他和他的魏书一定是最有资格做“主咖”的。然而，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魏收的魏书再不堪，后世也没有了别的选项，因此，尽管饱受吐槽，它还是顶着恶名很曲折而顽强地笑到了最后。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