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祚到秦州后的场面，大概比高防在的时候松弛得多。
他没有带大军压境，没有搞阅兵式。到了之后，先把四十几个蕃人俘虏从牢里提出来，一人发一套袍带。袍是锦袍，带是银带，按宋朝的服制，这不是随便给的赏赐，是“朝廷把你当人看”的规格。
然后他把诏书念了。尚波于跪听，听到“岂有侵渔”的时候，肩膀松了一点；听到“特示怀柔，各从宽宥”的时候，头抬起来了；听到“如或更敢犯边，当议尽加诛灭”的时候，头又低下去，但低得没有那么紧了。
吴廷祚念完，把诏书一合，对尚波于说了一句史书没有记载、但完全符合现场逻辑的话：“酋长，皇上的意思，你听明白了？”
尚波于点头。
“那你说说，是什么意思？”
尚波于想了想，说：“皇上不要那林子了。”
吴廷祚笑了：“皇上不是不要林子。皇上是觉得，为林子打架，不划算。你回去算算，你们部里一年靠这片林子能得多少。朝廷往后不派人砍了，但朝廷的木材也不是白来的。怎么弄，你回去想。”
尚波于回去了。他没有立刻想明白。但到了秋天，他做了一件让秦州方面颇感意外的事：献伏羌县地归附。
伏羌县地，就是夕阳镇一带的核心区域。献地，在宋朝的边疆话语里，不简单是“把地给你”，更是“我把这块地的主权归属说清楚，以后不争了”。尚波于用一块地的名分，换了一个更实际的东西：和平的贸易通道，以及一个不再派三百个戍卒来砍树的邻居。
《玉壶清话》的版本更生动，说尚波于后来“愿献美材五十万于朝”，诸戎泣谢。五十万这个数字大概有修辞成分，但“泣谢”二字透出的情绪是真的：不是被打服了，是被一种他不完全理解、但确实让他得了实惠的算法安抚住了。
回头来看，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真正的“赢家”和“输家”，只有三种不同的算账方式。
高防算的是行政账：林子在我的州界内，产出就应该进我的考课簿。他画的那条“渭北属戎，渭南属吾”的线，在纸面上无懈可击，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树长在渭南，根须和雨水却不管界线。蕃人的牧道、水源、祖坟，都在那条线的两侧。线是直的，日子是弯的。
尚波于算的是生存账：林子是我祖祖辈辈的副业，你来了就断，我当然要拼命。但他也清楚，真跟宋朝撕破脸，渭北的帐落扛不住秦州的兵锋。他缺的不是勇气，是一个不用打仗也能把日子过下去的台阶。
赵匡胤算的是系统账：一棵树值多少钱，一条边线值多少钱，一个枢密使调去边州能换回多少政治余量。他的选择在后世看来是“退让”，但如果把“退让”理解为“认输”，就看错了。他罢的是采造务，不是边防；给的是锦袍银带，不是城池；赦的是尚波于，不是规矩。他用一次战术性的收缩，换来了伏羌县地的名分归附和西北边线几年的安静。这笔账，高防算不出来，因为高防的视野止于秦州；赵匡胤算得出来，因为他的视野里还有开封、江南和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