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印度将“零”这个概念传入中国之前，一之前的这个数字被称为金元数字，指的是万物初始之时的混沌状态，它既是指的什么都没有，也可以指的包罗万象，在混沌中是没有秩序可言的，因为有了总规律后根据这个总规律又分支出了很多不同的枝桠，就跟树一样，由简单到复杂，由枯枝到繁茂，寻道就是找的这个总规则，天人合一就是整个国学文化思想之归宿处，犹太教卡巴拉过度注重神性和灵魂起源，那是不符合东方人思维习惯的，相由心生，不同心境不同精神状态下对同一件事物的观感是不同的，也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王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心急，好像要一辈子把八辈子要干的事全部弄完，事情要一件一件得来，墨家人代替儒家一枝独大后也开始抓瞎，太贤能的人管钱要出问题，当时负责铸钱开模的人叫褒，在江湖上行走的时候墨家人不会连名带姓得报，从入派开始家族、家人就已经没了，你只是一个人，没有亲戚朋友，只有一个统一的姓氏，男弟子姓墨，女弟子姓离，男子要时刻记得自己任侠趋义，女子要时刻提醒自己脱离对物品的执着迷恋，要将不需要、不适合、不舒服的东西丢弃，只是这样一来又会惹出新的麻烦，墨家分为三家，楚墨最为大胆，每次到战乱地方帮助守城的人就是他们，齐墨最具有创造力，同时也是最难管教的，秦墨最听话也最天真，他们那么卖力干活还不是因为心里有梦想，这个梦和钱以及利益没有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早点结束战争，大家安居乐业追寻更高层次的追求，他做着最无聊枯燥工作却是为了最伟大的事业做贡献，每到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勉励自己，他的内心丰富多彩，即便生活艰苦依旧觉得日子过得很幸福。
太纯所以很容易被利用，从墨楚到墨囟的这一百多年里，墨家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第十八代巨子墨殇统治期间由于叛徒出卖，墨家隐世的地方被人发现，大批墨家子弟因此被捕，经历了历代皇帝贵族修大墓杀工匠，愿意从事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少了，少府属官的考工室掌造兵器弓弩刀铠，兼主织绶诸杂工，占用场地颇大，除此之外还有东织、西织、东园匠、尚方和御府这些作室，到汉成帝的时候就织布的地方还是满的，其他的作室只有寥寥几人，大多数人都散布在民间，他诏书刚下的时候还没什么反应，后来加了奖金加上墨家的宣传工匠们才开始向长安汇集。
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关系到国运兴衰，一些在盛世碌碌无为之人不一定是真的没有本事，楚汉战争时的兵仙韩信就是例子，他饿到吃不起饭，却还是不肯放弃手里的剑，同样以苏秦的口才他完全可以去当商人，可是他宁可背着纵横家的头衔到处寻找能赏识他的国君也不肯屈就，这就是残酷的事实，人选和天选的标准不一样，选拔合格的人才不能只靠一条单一的途径，墨家认为即便是老农和小手工业者也有出色的人才，刘备原本也只是个卖草鞋的，刘邦也是个亭长，吕不韦曾经说过，不肖之人适合理财，一个人如果太正值慷慨就会“仗义疏财“，这样反而是不利于积累财富的，那个自称会飞的人也许不是当工匠的料，他可以去作其他的，人家来考工不合格王莽就直接淘汰，呆子就是呆子，如果是刘彻他就会把那个人留下，别的不干，哄他开心就行，这种想象力丰富又有冒险精神的人能打破僵化思维另辟蹊径，桑弘羊除了将民间资产收了上来还将币制改革了，有贤名的王莽去干就没把币制的事给办好。
一个心肠够黑的人，他跟官府的人勾结，官府的人不是要抓黑帮的人么，他就作诱饵去借高利贷，借了之后不还，债主肯定要找上门了，一般都是黑帮的人去，他就把官差给引来，官差抓到了黑帮的人，保护了良好市民，他自己政绩有了，那个当诱饵的人得了钱财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比如在田价飙升的时候赚差价，江湖是条不归路，黑白通吃不是长久之计，当个老实顺民能平安存钱，只是最后失去土地的就是自己了，吕相邦看人很有一套，只是他这套江湖套路用在庙堂上就不一定适合了，尤其是秦国那个讲法的朝廷，跟钱打交道很少有人能一尘不染，蒙恬每次带兵都要找赢政要一笔巨额赏金，就跟萧何一样，他要是不表现得贪财反而皇帝要担心他的用心了，秦孝公和商鞅这样的君臣实在世间少有，天子就是负责任人的，国策和国纲不同，秦国的国纲是大一统，百里奚用儒家内修国政和商鞅变法一个修的是心一个修的是形，百里奚的风格就是平易近人，秦国的普法官员全部都是这个风格，看似温情脉脉的儒家其实最无情，看起来最无情的法家其实是最有情的，法家断理讲求论事而不诛心，儒家是其心可诛，儒墨同宗，都是用自己理想国的标准来批评现实，法家是站在现实生活中，不批判现实，不批判统治者，根据各个发展阶段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政策和措施，所以法家是最适合东方人思维习惯的。
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老婆骂狼心狗肺的老公“你怎么走街上老看美女！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老公这个时候腆着脸跟她说“宝贝儿，我只爱你一个。”她只会觉得老公是在敷衍自己，心里认定了“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这句至理名言，男人这个时候的正确态度是义正言辞得告诉她“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意思就是说他敢重婚就要被流放到不知道大唐哪个犄角旮旯自生自灭，西北啊，荒漠啊，千里无鸡鸣，还有那么多强盗匪徒，女人看男人态度老实诚恳就放过他了，男人下次走路上还敢看美女吗？真对不起，还敢，有了法律这个大棒在手里老婆就会冷笑着在男人手臂上左三圈，右三圈拧一拧，这其实也是惩罚的一种，只是量刑较轻，起不到威慑力，男人就敢继续看美女，要是换成再看就实施宫刑就没人敢看了，当宦官怕不怕，怕了可是心里觉得不服，这种法就完全没必要，法家也懒得管你看美女的时候想的是什么，看归看，不能动手，动手必被抓。那个惹人犯罪的女人法家拿她没办法，儒家的礼教这个时候能发挥作用了，农村妇女才不会管你什么好看不好看，他们这里是农村，到了别人的地界就要移风易俗，再露出一截胸口当出头鸟就要被人指指点点，礼教的目的是无犯，每个阶级都有不同的衣服和用具，不能随便穿和使用，小娘子勾引人犯罪就是不合礼教，为了吸引男人的目光缠足让自己步态优雅也是不合礼教，儒家是对人的自由意识进行束缚，法家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束缚，表面看来法家的酷刑很残忍，实际上你为善他就不管你，而儒家则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普通人，在生活各个方面进行管束。
儒家崇义，当商鞅求助的时候旅店老板却因为他不符合规矩就拒绝帮助，到了孔融那他听到有人求助他就开门了，为法之弊就在于此，有人求救的时候救还是不救，此举考验的是人的综合素质，一个老人躺地上求助，没有那个能力解决突发事件的人贸然行事就容易陷入困境，同时这也是考验社会人性和国家法度的事，治无小而乱无大，一件小事能反应出很多问题，中国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西方人就看经书，圣经、古兰经，所有的法律都是根据它们来的，耶稣和穆罕默德都升天了，也不会再下来继续写书，搞懂了古兰经阿拉伯人就很好理解了，他们就是照着古兰经生活的，圣经是基督教的人写的，里面那么多错漏，被人发现了就派人弄死那个敢质疑的人，除了欧罗巴的沿海城市，内地从思想到政治生活全部停止了，如果有一天他们重新恢复文明，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回到那个到处都是屎尿，瘟疫横行的黑暗纪元，利益固然可口，在死亡威胁下他们会立刻保持清醒，和思维多变的东方人相比他们的思维是简单直接的，即便身体不洗澡肮脏到发臭，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灵魂高尚，他们可以鄙视任何金钱至上的种族，犹太人就被迫背锅，谁叫他们弱小并且没有军队，趁人之危、欺软怕硬外加愚昧和自私好战，和黑暗纪元的欧罗巴人打交道毫无理性可言，理解不了的东西他们就立刻狂吼“魔鬼”，好一点的丢石块驱逐，差一点的就是直接杀了，找个地方埋了，神职人员地位奇高，所以滥用职权也是可以的，每一个人都谨言慎行的活着，他们保留了罗马时期公民对政治的高度关心，但这些是敏感话题很容易引起争论，火刑、铁处女、碎刑，怕了就闭嘴，以前元老会是为他们服务，到了封建时代就是农民为领主服务，南欧人因为经常和接触相对文明，法兰克这种北部国家就有很重的尚武精神，虽然他们缺乏过去罗马步兵那样的队形变化能力，也缺乏严格训练下的应变水平，却依然可以依靠勇气与荣誉情节带来的士气与冲锋威力击败大部分对手，骑士精神是一种以个人的荣耀感为崇敬对象的信仰，无论在战争或是和平的时候，骑士们都非常在意人们对他们的景仰，他们不屑与平民或农民等普罗大众为伍，而以地位和身位相仿的人为平日交往对象，在狂乱的世界里贵族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声望等同于最优秀的战士，它是以个人身份的优越感为基础的道德与人格精神，简而言之，思维上的偷懒直接反映在思维深度的直线下降，残忍又容易上当，不断地开战都想扩大自已的地盘，不停的打仗掠夺、侵略、攻击。各国领主的扩张导致了当时的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为了获取军费不断剥削百姓的劳动力，加之在那个年代还存在奴隶制度，而封建主为了自已的利益就会无缘无故把老百姓抓来当奴隶，农业人口是最容易升上去的，欧罗巴人却生不上去，几乎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全部都犹如大萧条，他们连苏格拉底是谁都不知道，同时又自我催眠般得清高。
人的承受力是无穷的，换成中国人活在欧罗巴人到处都是屎的城市里不是想办法建设基础设施就是找根绳子吊死，城堡里充满尿味，餐厅里到处都是狗一样蹲在角落等着主人把肉骨头丢给自己吃的仆人，除了几个侏儒表演杂耍之外没什么娱乐，整日只能在傻笑中虚度人生，这种生活跟山顶洞人区别不大，就跟被关在黑屋里一样，不想发疯就上吊，下地狱了主就不会来打扰郎的清净了。
只要不认基督教的主就会被迫害，修士会一直碎碎念到你认服为止，就跟中国有些母亲认为读书是为了挣钱当大官一样，当儿子想以别的方式实现自己价值，比如习武从军学工做建筑师的时候母亲觉得他不听话，那是不符合大众的成功标准的，于是就实施恐吓，你不读书以后饭都吃不起，地里的农民也没读书，他们没见得吃不起饭，反倒是读了一肚子书的人被逼的没活路，科举考试考官以儒道两家为主，法家、兵家的地位都排在后面，农家、墨家人都没见着一个，工农兵地位奇低，反倒是文人和优伶被追捧，社会风气之糜烂简直让人不忍直视，乱伦、、嗑药、近亲通婚，礼仪之邦半个礼字没见着，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衣冠禽兽遍地都是。孟子放在希腊是个哲学家，哲学学了有用吗？女人的教育理念不转过来她自己以为自己是孟母，实际上是女教皇，会教出压抑自我人格的孩子，要是当爹的一起呐喊助威，跟着她的教育方式不读书就体罚，那孩子的天性就会被埋没了。世上不只是科举这条路可以成才，捡垃圾的裴明礼就成了太常卿，在某些自命清高的人眼中一个捡垃圾的怎么能成太常卿如此高贵的职位，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菜里面盐放多了就齁了，赌博赌到欠债累累的人是失败的赌徒，在驾驭别人之前要学会驾驭自己，这种赌博是不提倡的，除了庄家没人会靠赌博发家致富，遵循别人制定的规则赌博不提倡，要打破别人的规则，找到他规则漏洞进行攻击的才是聪明的玩家。
官府说了，那种见钱眼开的女人不要用高价聘礼娶回家，自己受不了诱惑被人骗婚就不要找朝廷支持公道，总有人听了建议悬崖勒马，保持单身乖乖学好的，当时以为狼多肉少居然还有人主动退出竞争，自己嘲笑别人傻逼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天，贪小便宜吃大亏，自己养出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交给老师来逼着他教那熊娃成才，那行，父母需要配合，父母又觉得老师的教育观念跟自己的不一样，老师怎么都教的法律，考试又不考这个，这娃麻烦当爹娘的带回去，老夫这里不是为培养应试教育授课的，刘彻图一时痛快留下的弊端就在于此，中央活不下去了，被儒家一门独大，东汉就有人在巴蜀地区建立了文翁学宫，那是西汉时文翁为了治理边陲首创文翁石室，在这里入学可以免除傜役，学习优秀的不论是哪个民族的都可以入仕，如果说孔子是第一位教师，文翁就是第一位校长，主要是“公立”，它打破了贵族出身才能入仕的规定，让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由此在那里还可以小范围保持百家争鸣，
民间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轨路的战略意义，官府的人却已经开始秘密计划了，原本修建这些秘密设施最合适的就是军队，不过军队却变得不那么纯洁了，老百姓对此依旧一无所知，有行伍经历的心知肚明，军队贪腐起来十个文官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贪腐最厉害的区域就是吏治和军产，幽州人占盐囤的事整个军界人尽皆知，可是想动幽州的骄兵悍将没那么容易，后突厥汗国的崛起让他们跟山东人盘根错节，其他州府的兵还是要靠朝廷的施舍，镔铁刀都是太原产的，这个技术是国家垄断，倭国人朝贡了那么多年都没得戏，国家机密不混到一个级别是不可能让普通人知道的。
没错，皇后的位置空着是很可惜，不过以后不会有哪个女人坐上去的，同样因为战争而遗弃的城市再多也不能占人家的地盘收容别国难民，即便那些房子修葺一下就能用了还是不能省这个钱，五胡乱华时期逃难到南方的百姓重新回来之后就跟那些种了自己地的庄稼汉起了纠纷，他要是跑到大西北去到处都是无人区，想怎么种地都可以，有人的地方才有江湖，在一片不毛之地建一座城市首先不涉及拆迁的事，能最快速度将那些人给安置了，自己的平民有多熊谁心里没个数，国土大就是这点好，距离产生美，收容了难民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丝毫影响，谁没事跑到大沙漠里去兜圈，闹一闹之后又有新鲜事，就没人去在意他们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猫盖屎那也是盖了一层，面子上过得去就没人深究了。
欧罗巴人喜欢宝石，多透明，中国人喜欢玉，看起来是剔透的，在罗马共和国期间，元老院表面上是为了公民服务的，实际上都是由氏族的豪门贵族长老组成，因此又被称为长老会，为了获得议会的席位拉帮结派，从原高级官吏执政官、监察官、大法官等里的最优秀的人物中选出，贵族不好拉拢，平民容易得多，随着平民获得各种高级职位，进入元老院的人属迅速增加，贵族势力日益缩小，直到凯撒立法将这两个阶级分开，而且把平民阶级的元老定为骑士经济阶级，在罗马的政治中，骑士经济阶级的成员都拥有强大的富豪政治力量，而且他们的商业活动是没有受到限制的社会因为贵人派和新兴的平民派之间的党派斗争而紧张化，这些斗争亦透过国内狂怒，暴力与残酷的公民斗争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凯撒是保民官，皆是平民派，显赫的战功加上后期的政绩他在平民中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在尤利乌斯凯撒的独裁官任期间，他向元老院引入了一种不同的会员资格，将席位增加到了九百，将拥有拉丁或意大利背景的罗马公民在院中占一席位，亦使得他那些在内战期间表现英勇及有能力的忠诚支持者成为了元老，这项改革令元老院在元首政治之下变得虚有其表，贵族被完全架空了，他们自称是共和派，在赶走了高卢的凯尔特人之后凯撒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的帕提亚，又称安息帝国，一个国家是没法支持两线开战的，比起称王，凯撒这种盲目扩张的行为才是让共和派的元老们感到恐惧的，于是这些“懦夫”就策划了那场著名的暗杀。
接连的胜利能让人冲昏头脑，更何况保民官一直以来的良好形象让罗马公民相信贵族暗杀凯撒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从塔克文被赶走以后，罗马就没有过帝王。罗马人仇视帝王，反对恢复帝王的职位，然而罗马公民和士兵都崇拜凯撒，法律规定他坐在黄金象牙宝座上处理公务，他的画像同天神放在一起，当凶手们手提着血淋淋的短剑走出元老院宣布独裁者死讯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表情冷漠、充满怀疑目光的人群，布鲁图说：“我爱恺撒，但我更爱罗马”，人们却对他默然，最后那些参与暗杀的人都死于离奇命案，有的是暗杀，有的是死于意外，而凯撒的独裁体制已经得到当时军政官们的认可，罗马的共和体制从此开始瓦解，罗马最终走向了和中国一样的帝国道路。
好战是男人的天性，而科学则能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野心，罗马人命令希腊的学者们设计各种机械实现他们充满暴力的想象，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对工程师和工匠来说作兵器并不有趣，纯洁的人才会在学术上有成就，当他看到很多人因为自己的知识而批量死亡的时候他一点都感觉不到快乐，不论那个力量有多么接近神，它降下的都是罪恶，专精一门的人心思很单纯，他只想研究，不会考虑这些兵器做出来之后干什么用，掌握了跨时代力量的人会被有权势的人被当成珠宝一样装进盒子里，并且因为他们醉心于研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囚徒，无知会助纣为虐，那些有技术的人并不是白痴，他们只是根本不直到人心险恶罢了，他们掌握了力量却被歹人所用，最后造成了悲剧，刘彻将兵器作坊设置在宫殿里就跟东罗马皇帝将希腊火在皇宫里制造一样，一切都是为了保密，刘汉的工匠都是禁止出境的，官场有多黑，随便问个京都人都能说出一箩筐的典故，官员将那种风气带入学术界会污染了里面纯洁的气氛，南宫说就是带着明确政治目地攻击一行的，即便他不是太史令，只要成为学术权威就能为太子摇旗呐喊，制造祥瑞大讲天命，但桓执圭并不是个纯然的官场中人，在权力制衡和学术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百姓对异常天象的恐惧超过对皇帝的恐惧，恐惧能让人停止思考，让人跟动物一样一点风吹草动就到处乱窜，社会失去秩序，就跟地震前的动物没什么区别。
如果人在野外被一群野狗围住了，他要做的是将那些狗给赶跑，武士的做法是用手里的兵器，书生的做法是丢手中的竹简，然而那些野狗是不会就这么直接离开的，人可以愚昧到什么地步能超出人自己的想象，只是当代人是看不出来的，要等到自我觉醒之后回头去看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少风景。
在卡巴拉生命树中，数字六所代表的美丽是补充所有生物能源的中心，这一个脉轮里包含着伊甸园和巴别塔，同时也有塔罗牌中最受人们欢迎的恋人牌和最不受欢迎的塔，一旦蒙蔽了良知，忽略了善意的警告之时，也是“塔”毁灭的时刻了，塔罗牌里面最恐怖的一张牌绝不会是“死神”，而是“塔”，这张牌代表着一种无可挽救的崩溃，让法兰克人停止战争就跟让唐人停止追名逐利一样，如果不干这些剩余的空余时间干什么？犹太人说找神，中国人说去寻根，其他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最终还是那张代表金钱的牌看起来是最实际的，这张牌的名字叫魔鬼，代表的纯粹的、原始、无限的欢乐，也就是汉人所理解的福气。
犹太人是说过时间就是金钱，不过除了圣经之外犹太人还有一部经典名叫塔木徳，本来塔木德中对说谎是禁止的，但是有两种情况可以说谎，两种情况下可以说谎，一种是当别人买了东西，来征求你的意见时，即使东西不好也要假装赞赏一番，另外一种是当朋友结婚时，无论如何都得赞美新娘是一位绝色佳人，并祝他们婚姻美满，白头偕老。也就是说即便男人在最糟糕的地段买了房子，同时又娶了个只是美丽的小新娘时犹太人好是会毫不犹豫地赞赏男人的英明投资，说一句善意的谎言。
对中国人来说说谎不是什么大事，在犹太人眼中，诚实、守信是商法的灵魂，也是商业活动中的最高技巧，很多奸商为此感到不以为然，善意的谎言谁不会说。
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魔鬼，也就是说时间就是魔鬼，人心里的天使一直在和时间这个魔鬼作战。时间是宝贵的，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汉文明是唯一一个能让犹太拉比对自己信仰产生怀疑的民族，哦，民主，它就像基督教的圣光一样耀眼，人口多骂战打群架的时候才有优势，生孩子才是生命树赖以为生的能量中心，生育不只是家庭私事，还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大事，犹太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精神领袖，形成世俗的凝聚力，想要获得权力必须要用血去争取，女权也是一样的，一盘散沙毫无章法，指望她们能成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比起跟男人一样工作的权力，女人该争取的是杀死奸夫无罪的权力，没错，杀人是犯法的，但是这个人是叛徒是另外一回事了，祖国母亲也是女人，汉奸卖国贼就是背叛了母亲，既然汉奸要判死刑为什么背叛婚姻的男人不能判死刑？男人拍着桌子说，出轨是多大事，怎么就要判死刑！那工匠将唐刀的配方卖给倭国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只是递了一张纸而已，有人还拿纸擦屁股呢，怎么男人认为那个工匠要被判死刑。
强奸犯人人都鄙视他，为什么就不能执行死刑，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就因为他是个权贵强奸了自己的老婆就不该杀了他雪耻吗？
满足这两点，女人就敢毫无顾忌得跟男人结婚了，一个黑寡妇可以诬告男人跟人通奸从而获得他的家产，这个时候男人会怀念自己掌权时的欢乐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