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7月17日，正值北半球的盛夏季节，广州城内热浪滚滚，席卷着珠江带来的潮湿水汽，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两广总督府的书房内，虽放置了大量冰盆，但站在临窗位置的耆英，额角却仍旧沁着细密的汗珠。
望着窗外江面上桅杆如林的景象，眉头越皱越紧，显得忧心忡忡。
幕僚深知耆英之忧，轻声谏言：“制台，自清英战争（一鸦）以来，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相继开埠，丝茶大宗物资多走上海，少部分茶叶通过福州、厦门出口至夏国和洋人，如今咱们这儿的贸易量，比鼎盛时期少了近一半。”
“上月粤海关税收又减了三成，已是连续第七个月下滑。”
“为今之计，唯有背靠夏国，发展香料、药材、蔗糖、颜料、移民等贸易，才可以弥补粤海关税额，向朝廷交代。”
受“一鸦”影响，广州不再是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其垄断地位被彻底打破。而且与各国达成片面最惠国待遇，关税更是受到严重侵蚀。
鼎盛时期丝茶贸易关税可以达到50%以上，而今只有5%，官、商收入急剧下滑。
耆英身在其位，岂能不知，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声音中带着几分沙哑：“背靠夏国，谈何容易？”
“如今夏人据有广州港、香港西区，并不断地投入重金建设两地，其志非小。与他们展开深入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更何况，夏国不同于英、法、美等国，乃是汉人移民建国。一旦夏皇图谋北上，我等岂非成了引狼入室之罪人？”
显然，幕僚也被夏国情报局（隶属情报总厅，常驻香港西区，负责清廷东南区域、越南北部）收买，甘为韩世威的谋划出工出力。
见耆英仍旧犹豫不决，幕僚再次出言力谏：“制台忧虑过甚矣！”
“夏人以‘商’立国，推崇实务，在乎的是商业利益，而非四万万嗷嗷待哺的百姓。其立国十余年，重心始终在南洋，移民拓殖，未曾有过北顾之意？”
“反观英夷，船坚炮利，逼签条约，割我香港，更是开通商口岸，欲效仿英属印度，蚕食大清，其祸就在眼前！”
“若能以夏制英，必利于大清、两江，缓解税收压力！”
“而且，粤海关税收日渐短绌，朝廷问责在即，若再不寻得可靠财源，制台又如何向皇上交代？”
耆英闻言，脸色阴晴不定。
关于关税短绌的问题，道光皇帝始终不承认新开埠城市（上海）的影响，坚持认为粤海关官员中饱私囊，责令户部和两江总督府严查，确保关税足额征收。
为此，道光皇帝要求粤海关加强管理，并整饬广州官场，防止走私和官员贪腐，但是收效甚微。
后来又试图规范外商管理，要求各国商船按规定报关纳税，但是实际执行效果有限，也没有解决关税问题。
面对粤海关税收短绌，上海等口岸关税又无明显增长，朝廷财政压力极大。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清廷加重了内地税赋，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以说，“一鸦”后的税收问题暴露了清廷传统海关制度的缺陷，为后来外国势力介入海关管理（1854年英、法、美三国领事参与建立近代海关制度）埋下伏笔。
当然，这是后话！
而今幕僚所言，句句戳中了耆英的痛处。一边是迫在眉睫的税收压力和朝廷问责，一边又是对夏人长远野心的深深忌惮。
隔着窗户，望着珠江上那些悬挂着各国旗帜的商船，其中不乏日益增多的夏国蒸汽螺旋桨船，心中天人交战。
良久，耆英像是在咀嚼一枚苦涩的坚果，脸上写满了疲惫与无奈：“朝廷只问税收，哪管两广的难处。”
“这般局面，真是进退维谷！”
在耆英犹豫不决的同时，陈敬尧的船队抵达广州港。登岸的那一刻，便以“筹措丝茶资金”为由，召集了利益关联较深的数名大商人。
与会者只有五人，但都是陈敬尧信得过的朋友。只是九龙之事牵扯过大，又不得不试探其反应。
陈敬尧屏退左右仆从，压低声音：“诸位，自西区恒盛公司成立以来，进驻的各国洋商颇多，也比较规矩，生意要比往常好做很多！”
“陈某刚向西区怡和洋行交付了一批生丝和茶叶，价值高达8万块银元。”
说话的同时，陈敬尧观察着在座四人的神色。
果不其然，专营药材生意的卓庆伟露出了羡慕的神色：“老陈，你算是搭上了恒盛公司的快船，单单这笔生意，利润怕是不低于3万块银元吧！”
而负责西区粮食供应的李老板也是如此，无不羡慕其中的利润，竖起大拇指：“老陈了不起呀！”
“单单一笔生意，就能赚这么多。”
“我负责向西区供应粮食，每单连2000块都赚不到！”
至于主营香料贸易的黄老板，也不乏感慨：“近年来夏国香料产量大增，而且远销欧洲诸国，渐有挤压广州香料贸易的趋势。”
“若是有一天经营不善，还望陈兄救济一二！”
还有另一位主营瓷器的孙老板，因为九江（英国享有权益）开埠，景德镇瓷器舍弃了以往的陆路，通过长江水路，在九江装船出海。
可以说，在场的五位商帮人物，只有主营药材的卓庆伟贸易量呈上涨趋势，其它几位老板的产业都有衰落的风险。
毕竟生丝主产地是江浙（广州也有生丝，但产量不足江浙的十分之一），达到全国产量的70%以上。
由上海出口，兼具成本优势。